大槐树移民的历史地位

元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元末的大地主阶级，也教训了新皇帝朱元璋。明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他实行移民屯田，奖励垦荒的民屯、军屯、商屯之制，其高潮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共50余年，使战争破坏的一些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北方地区，政局渐趋稳定，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定，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与官府的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官营和民营的手工业各部门，陆续恢复生产，商业城市相继复苏。以南京和北京为中心，形成沟通南北的商路。西北商道受阻后，以东南沿海诸港为基地，开拓了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

明朝大槐树移民是历代规模最大的官方移民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移民的时间跨度、空间分布、迁徙次数、组织形式几个方面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这已是无可质疑的事实。

一、历时长久，分布广泛

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时间，实际上应该从北宋末年宋室南迁开始，到明朝洪武、永乐形成高潮，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历时讫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约700余年的时间。葛剑雄先生说：“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山西移民史•家山何止大槐树》）。据收集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可以看到，明朝大槐树移民分布达18个省（市），800余个姓氏，500个县（市），其中河南106县（市），京、津、冀129县（市），山东92县（市），苏、皖两湖62县（市），陕甘宁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至今经过多次转迁，大槐树移民后裔已遍及神州，可以说全世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后裔，据不完全统计，移民后裔已超亿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二、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是明朝移民的重点

明朝政府实行的移民垦荒屯田的政策，不仅仅是在洪洞大槐树一处实施，主要的移民源地史书记载有三个地区，即“山后”地区，江淮一带和山西地区，虽然这三个地区在洪武、永乐年间有不同的侧重，但综合比较，山西地区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是明初移民的重点，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山后”地区的移民，即今燕山以北和内蒙古西部移民，为1370年“平章汤和取宣德府，以其去虏巢甚迩，虏或不时出没，保聚为难，”明太祖下诏徒其民于居庸关南，现居国安、永清、顺义等县（嘉靖版《定府镇志》卷三四）。1371年3月又迁顺宁、宜兴二州之民，入北平诸州县屯戍，计户17274户，口93870人（《明太祖实录》卷六二）。其年六月徐达又迁山西居民35800余户，191000余口散居北平各地屯田。再迁沙漠遗民32800余户在北平屯田（《明太祖实录》卷六六）。以上三次移民，主要是稳定北部地区，遏制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振兴发展北平经济。江淮地区的移民，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到永乐年间，虽然有部分百姓的迁移，但主要是对江南富室的迁移。1367年，迁徙苏州富民到濠州。1370年6月，又迁苏、松、嘉、湖等地的富民5300户居住临濠（风阳），后来，又迁徙富民5300户居住京师（江苏、南京）（《明太祖实录》卷五三）。1374年10月迁江南富民1400户于濠州。1380年又迁江南富民4000余户到京师。1382年9月，迁广东、番禺、东莞民24000户到泗州。1391年7月，迁天下富民53000户于京师。1392年2月迁苏州崇明县民2700余户于江北。1395年10月迁苏州、浙江等地20000户到上元江宁。1397年，迁浙江等九省十八府的富户4000户于京师（《明太祖实录》）。成祖时，迁应天浙江富户3000户，充北京宛、大二县（《明成祖实录》）。江淮地区的移民主要是贵族富豪，以此削弱江南封建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与以上两地区相比，山西地区的移民从规模上、数量上、次数上要大多了。史书记载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大规模移民有18次，而民间家谱、碑文记载从洪武到永乐年间的50年几乎每年都有。而山西洪洞的移民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主要源地是太原、平阳、泽、潞、卫、沁、汾等府州，以洪洞大槐树处为聚散地，直接迁移到黄河河流、长江中下游地区共18个省（市），500余县（市），转迁则遍及神州大地，这些都大大超过山后和江淮地区的移民，所以洪洞大槐树移民是明朝移民的重点。

三、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为历代移民之最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不仅在明初各地移民活动中规模最大，而且和历代移民相比，数量上也占有首要的地位。我国历史上的官方移民在汉代形成规模。西汉时汉高祖在建国初年就有少量的移民；至汉文帝，采用晁错屯田之策，移民建屯，戍守边防；汉武帝时移民10万于内蒙古河套屯田戍边，命60万将士屯垦于河西走廊，但仅限于屯垦戍边，没有在全国形成规模。三国时魏、蜀、吴争先移民屯垦。唐代的屯垦遍布全国各地，尤其集中在边疆一线，仅次于明代。宋代也采取了一些屯田措施，但重文轻武，收效甚微。到了元代，虽然重视移民屯垦，但由于实行民族岐视和民族压迫，民屯不是移民垦荒，而是强迫农民抛弃耕地，另行屯种，破坏屯垦的发展。明朝以前，历代移民屯垦都比不上明初的规模，明初的大槐树移民在正史上记载大的次数就有18次之多。就人数来说，据安介生《山西移民史》统计“山西移民各类移民累计起来，将近百万人之多。”以后的清代百姓自然迁移的较多，官方移民的很少，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为历代移民之最。

明朝大槐树移民使明朝户口增长农业发展

元末大规模战乱、灾荒破坏了元代的大土地占有关系，加之元代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北方地区土地大多荒芜。明初社会出现了几十年相对稳定时期，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北方、中原地区经过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无数农民垦复荒田，开发新田，开垦的荒地，归垦者所有，新开垦的土地数年不起赋，这些相对进步的国策，使明初的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田增加户口增长。充分显示了大槐树移民的重要作用。

一、户口的增殖

经元末战争，全国户口锐减，各地居民除在战争、灾荒中死亡外，更多的是流亡在外地，成为流民，形成官府的户籍人口大减，各地人口疏密不均。北方诸省、西北地区、两淮地区人口显见稀少。明初大槐树移民从窄乡移往宽乡，实行移民垦荒，取得了成效，加快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刺激了人口的增殖。据统计，洪武十四年全国户口数为10654362户，59873305口。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56052860户，60545812口。相距12年，户增加5398498，口增加672507。特别是移民地区的人口增加更为明显。河南省洪武二十六年（1393）编户315617，人口为10912542。到了弘治四年（1491）增加为575249户，人口增加为4380478口。山东省洪武26年编户753894，人口5255876，到弘治四年，户77555，人口6759675（《明史•地理志》）。陕西省洪武二十六年有户294526，人口2316569。弘治四年，户306644，人口3912370（《续文献通考》卷13）。河北、安徽、江苏等省人口均有大量的增加。

二、农田的垦辟

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使华北、中原地区大片荒凉地区的土地有了农民耕种，再加上明朝政府实行了发给移民耕牛、种子、农具以及3～5年不征赋鼓励农民生产的措施，北方各城市附近荒闲的土地，政府又分给无地的人垦种，每人为15亩，另给菜地2亩，“有余力者不限顷亩。”至洪武二十七年，明政府又颁发额外垦荒，永不起科的诏令，规定：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的移民除纳税的土地外，其余垦荒之地，听其自有，永不征税。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垦荒面积迅速增加。据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传》统计，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三年（1380），每年垦荒数字如下：洪武元年：770余顷。洪武二年：898顷。洪武三年：2135顷（鲁、豫、鄂）。洪武四年：16612顷。洪武六年：353980顷。洪武七年：921124顷。洪武八年：62308顷。洪武九年：27564顷。洪武十年：1513顷。洪武十三年：53930顷。洪武十四年全国耕地3667715顷。以上十一年的总垦面积为180多万顷。洪武元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过180多万顷（不包括东北、西北未定的地区以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荒废田地的数量是极为巨大的。经过明朝政府的普遍丈量，到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垦田总数为387多顷。两年后，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田总数增加为8567623顷（《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远远超过了宋元以来的垦田数，比洪武元年的垦田总数增加了4倍，按全国人口平均，当时每人可占有耕地17亩，于是“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垦田数目以北方地区为最多，特别是河南、山东、河北以洪洞大槐树移民垦田的数目为多。

三、粮食产量增加     

随着移民垦荒，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不断丰收，粮食的总产量也在逐步提高，明朝政府税粮收入有所增长。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麦、米、豆20，809，617石（《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洪武二十三年，岁入税粮为31，617，600石（《明太祖实录》卷二百O六）。二十四年为32，278，983石（《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一十四）。至洪武二十六年增加为32，789，800（《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比元代全国岁入税粮12，114，700石增加二倍。洪武末军屯的上缴粮不过500万石，永乐时已达2300石。《明史•食货志》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757，000石有奇，……二仓蓄积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浪宜折棉布，以备给赐”（《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一）。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在一些地区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宋元之时，棉花的种植多在湖广、江南一带，到明初，山东、河南、河北及北平郊区等北方地区也开始大量种植棉花。1392年，山西洪洞移民到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垦耕，共598户，当年收获谷粟3000余石，棉花11，803，000余斤（《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平均每户生产粮食50多石，棉花1900多斤。这598户移民耕地13，380余顷，平均每户22顷，如所有耕地均为粮田，每顷产量可达200～300石左右，亩产2～3石之间，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水平。

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洪洞大槐树移民历时长久、分布广泛，大规模的移民就有18次之多，人数近百万（侯伍杰《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大槐树移民》），迁民地域达18个省（市）500余县，涉及800余个姓氏，包括汉、蒙、回三大民族，自清以来，又有满族加入，这一移民壮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就连封建王朝都料想不到的巨大影响，是中国历代规模最大的官方移民，为历代移民之最。移民迁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较合理地布局了人口生存的空间，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同时，先祖们在空前的大迁徙中，以大槐树腾游时空的恢弘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土开始了荜路蓝缕的耕耘，不辞劳瘁的创业；先祖们的热血和汗水，对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移民迁徙中，先祖们不仅传播了北方的农耕技术和精神文化，与当地民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的长期交融，培育出了新的文化，孕育了新的文明，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此前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那么我们可以说，明初的大槐树移民，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移民，而且是更重要的一次移民，在中国的移民史上留下了丰厚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