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 子

籍贯安泽的荀子名况，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著作经汉代刘向的整理，编定为32篇，称为《荀卿新书》；班固《汉书·艺文志》称为《孙卿子》；至唐代杨絫编为20卷，并为之作注，改称为《荀子》，即流传至今的《荀子》20卷，32篇闳中肆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文笔纯美，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宗精神财富。张行健先生撰写的《“隆礼”与“重知”》一文，主要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探讨荀子的一些思想，读罢此文相信你对荀子的思想有更进一步的深刻了解。———编者

读《荀子》，深深体察到贯穿全书的纲要，他的主体思想在“隆礼”和“重知”上。笔者试从文学艺术的视角，看其在这一宗旨下有关作品的社会认识、人性本真和表述艺术的一些特色。

认知时代社会的骤变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内容是“礼”。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注曰：“礼，谓制度品节也。”即社会制度的规范和人的道德规范。孔子就崇尚“礼”，但春秋时期的社会动荡，使一切依循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他便赋予“礼”以“仁”的新义，“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而要达到复礼归仁，就必须“法先王”，“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孟子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义”，依然要“行仁政”，“法先王”。“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为君为臣，应“皆法尧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上》）而荀子的“隆礼”，既继承了孔子“礼”的主要思想，又进行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他在《礼论》中充分论证了“礼”的起源，“礼的三本”，且把“礼”和“法”相连在一起，在《成相》里，写到由“礼”到“法”的过渡，明确提出“法后王”的政治主张，如“凡成相，辩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又如“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意即：君主的法律制度严明，判定是非有常规，准则一经设立，人们知道行事的方向，任免升迁有了章法可依据，谁还会私下去讨好君王呢？从此可以看出荀子的“礼”，正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他曾经由齐国到秦国，见到了秦昭王与应侯，秦国经商鞅变法后社会富裕。强大的事实，给他以极大的思想触动，也成为他回国后著书立说，培养人才的主体思想。在此主体思想驱动之下的《王制》《富国》《致士》《议兵》《正名》诸篇，均从治理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向人们昭示出，这是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是由奴隶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所应认知和遵从的理论。

就文学艺术这一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看，它在于反映生活，再现生活，通过艺术的形象，给人以社会认知的意义。综观《荀子》所有篇章，或以上文中所择到的要文段层，无论是它的生动实例，还是语言文字的对仗组建，声调音韵的顿挫抑扬，均有明显的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正如恩格斯在给玛格丽特·哈克纳斯的信中所写到的那样，从文学艺术作品中可学到专门的历史，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社会统计学等。荀子用他的作品，让我们认知了一个特定的时代社会及其应对的人文理念。

呼唤人性本真的复归在人类社会的大群体中，占比重很大的是处于困境中的被动存在体，他们无法实现自我，难以走进人生，有的愚昧无知，听天由命；有的利欲熏心，作恶多端……历代一些伟大的哲人、思想家、文学家往往总在关注人的生存命运，在设法改变和锻铸人的精神品格，呼唤人性本真的复归。荀子《性恶》篇，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中的“伪”，当“人为”讲，而不是“虚假”和“伪造”之意，整句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会变成善是后天人为造成的。“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这是说如果顺着人的本情，就不会有谦让的事；谦让原来就是违背本性的事。他甚至把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如贪图私利、纵欲淫荡、争抢掠夺、暴乱征伐，统统归于人的本性使然。那么如何改变这种不好的人性，荀子又指出人们要认知、合礼，要学习，受教育，加强自身的修养，解除蒙在心灵上的阴影。在《性恶》篇中最后指出：“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仪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意即用社会法制的手段和道德教化的方式，使人性返归为善。于是在有关篇目中，更较详明有序地完成这一“重塑灵魂”的工程。如《礼论》中说：“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让人如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进而“制天命而用之”，人不再是大自然的奴仆；在《劝学》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在《修身》中说：“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又《解蔽》一篇，是荀子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它分析了人们思想上壅蔽的原固，危害和解除壅蔽的方法，要重在“治心”、“知道”，在于“虚壹而静”。凡此种种，正是荀子对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合理而辩证唯物的看法。人是自然的构成者，他来自自然界、依赖自然界，但他会能动地改造自然；人是社会的构成者，应受社会的制约，但人们的活动和作为，又是整个社会的载体，人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自觉力量。

这里想再简单提一下对孟子的人性皆善和荀子人性为恶的看法，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由于社会客观方面的影响，而变得失去了本真，孟子处在战国时期，他看到诸侯国互相攻伐，战争频频，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因而要“法先生”，注重对人的后天教化；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丑恶的，他也看到战国末年的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的“犯上作乱”，现存的礼乐，已束缚不住人民的行事，因而要“法后王”，要注重对人的后天的教育和感化，他们看问题的立足点，方位存在差异，但欲达到的目的一致，是殊途同归：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途之人可以为禹”，他们都认为人是可以做圣人的原始材料，就哲理著作、文学作品的社会职能看，也无非是陶冶、感化、教育人提高自身的素质，成为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善良的个体，哪还有什么性善、性恶之争呢？

注重文体样式的完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先秦时期哲学、历史、文学等书；一是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将文学分为散文和韵文两种，现代分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四种。笔者持的是后一种概念。人们在谈到先秦的史传著作《左传》《国语》《战国策》时，常说此为珍贵的历史记载，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谈到先秦诸子散文时，常说此为哲理的阐述，也是优秀的文学精品。

有鉴于斯，首先，我愿将这些著作与荀子的作品作以比较。史书重在忠实地记载历史，对某些有关的场景和人物形象时有较生动的描述；《论语》《孟子》均为语录体，一般篇幅简短，文字洗炼概括，个别篇章有较长的记叙，所援引的寓言故事写得形象传神，对话优美生动。而荀子文章的篇幅都较长，一般在四五千字，其内容充实，气势磅礴，论述的观点鲜明，逻辑思辨清晰，不像韩非、墨子那样平实的说理，它是文学性的政论，即用形象说明理论，文中十分注重修辞和节奏声韵。如《劝学》设譬取喻的诸形象，有金石、朽木、冰水、靛蓝、骐骥、驽马、登山、渡河等，从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中，以阐发他的中心议题。《解蔽》中所转述的涓蜀梁的寓言故事，就很形象生动，描写出主人公心生疑虑而导致神情恍惚的姿势情态。至于文中对仗工整、音韵铿锵、浑浩流转的警策格言，几乎每一篇触目皆是，如《礼论》写道：“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如诗如歌，在赞颂施礼的社会效用。《不苟》中写道：“公生明，偏生，端生通，作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这一系列的排比句，描写出君子、小人所形成不同档次的思想本源。《非相》中写道：“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观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用一连串的假设条件关系的句式，道出“法后王”的真谛。再如“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关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这三排生动的比喻，莫不说明文学艺术对陶冶心灵的力量吗？诸如此类，作品中不胜枚举，正如荀子的研究专家方孝博先生所指出的“荀子的文章是‘富丽’、‘质朴’、‘浑厚’、‘雄峻’、‘矫劲’，是典型的经师之文，学者之文，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启导作用。”

其次，荀子较超越其他诸子的是，他有纯文学的创作，一是《成相》，采用民间文学的样式，抒发他晚年的忧愤感怀和政治理论主张。全文共56节，每节开头用“请成相”三字，每节5句，其构建形式一般依次是3、3、7、4、7字，除第四句外，每句押韵，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舒缓婉转，随情绪抒发的不同，时有变体的出现。这篇通俗文学的创作，在诸多百家中他是独领风骚的。二是写了好多篇“赋”，现存可看到的有六篇，即《礼》《知》《云》《蚕》《针》《佗》。他开创了文学史上赋体写作的先河，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中写道：“赋也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知》，宋玉《风》《钧》，爱锡名号，与诗画镜，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可知荀子的赋，是与《诗经》《楚辞》并列，而依次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即我们现在所称的抒情散文类此后才有了宋玉和汉朝诸人的赋。这是荀子别出心裁的一种文学样式。

再次，是荀子的文学主张，即上述所概括的3个方面，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荀子为能继承孔子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而发扬光大之。然而诸子中的庄子，他的著述也是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可他对有关门类的文学，却发出错误的声音，《庄子·外物》中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竟对这种文学体载与作者全盘否定，相形之下，荀子的文学艺术观是非常的正确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非常精当的。

以上就文学艺术观的论题，援引了荀子中一些语句、要点，作了浅近的阐释，未能对某一作品作全面的分析，至于荀子思想的社会历史制约性，本不在所谈之列，因而也未曾涉及。

近年来有学人，古典文学研究者高剑峰、李峰等。他们曾赴京奔沪，探访查阅，较有说服力地考证出荀子这位一代宗师，为战国时期的赵国猗氏（今安泽县）人，使人顿感本土文化底蕴的丰厚与悠长，上古尧文化的云蒸霞蔚，钟灵毓秀，又有封建社会荀子文化的沉浸浓郁，溢彩流光，这对生活在这块圣土上的人们，自是一种充满自豪感的激励和与时俱进的传承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