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人与艺术品收藏（上）

　　□ 盛学峰

　　中国文化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凝聚着收藏的风云沧桑。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在促进文艺创作繁荣的同时，也推动艺术品收藏的蓬勃发展。作为收藏品，它自有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承载历史、文化、艺术信息的商品，随着时代风尚和审美趣味的变化，具有投资和增值的功能。另一方面，收藏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彰显身份和地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现代企业的品牌形象。

　　艺术品交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汉代出现了“佣书”“佣画”市场。北宋有了从事居间和中介作用的“常卖”“牙侩”，形成了专门的艺术品集市，如汴京相国寺“后廊皆睹货术传神之类”。南宋临安勾栏瓦子有卖字画、年画的摊子，临安城林立“陈家画团扇铺”。隋唐书画交易活动达到新的高度，追求名家书画，全社会对艺术品的收集、鉴定、品评、交换、买卖活动繁荣，画屏买卖红火，出现了张嘉贞、张延赏、张彦远等收藏世家。明代苏州、扬州、嘉兴、湖州、南京等地出现了独立书画经营店，私人收藏家地位提升，超过内府典藏而占有绝对优势，大批职业画家涌入市场以卖画售书谋生，呈现出唐寅“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起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家造孽钱”、祝枝山“海内索书、贽币踵门，辄辞弗见”等景象。清代艺术品市场依附于发达的商业资本,出现了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书画大家,明码标价成为普遍现象，郑板桥自标字画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画竹多于买竹钱，纸六尺价三千。

　　徽州自古文人荟萃，商业繁荣，资产雄厚的徽人在行商之余，热衷于古玩书画的收藏，由此引发了徽州艺术品市场的兴盛，带动了徽商活动区域古玩市场的发展。明末清初，新安画派异军突起，新安书画名家的作品也开始成为徽州人的藏物，尤其是像李流芳、程嘉燧、丁云鹏、詹景凤、渐江、查士标等人的作品，备受青睐。明代倪云林的画极被推重，“江南以有无(云林画)分清浊”;清代徽州盐商聚居地扬州，出现了“家家必挂查二瞻(士标)”的盛况。

　　对于徽州鉴藏家收藏的具体规模与状况，明末徽州著名的收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于1639年在溪南观画时说道：“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当时还有丛睦坊汪氏、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这些收藏家族皆为徽州名门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徽商世家。这种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社会收藏结构，使徽州收藏具有自身独特的面貌。

　　明末歙县西溪南人吴廷是徽州书画收藏第一人。曾藏有唐颜真卿《祭侄文稿》、孙过庭《草书千字文》、虞世南《积时帖》、临《兰亭帖》，宋杨(一作扬)无咎《雪梅图》，元赵孟頫《百尺梧桐轩图卷》等。董其昌、陈继儒来徽州，俱住吴廷之“余清斋”。清大内所藏书画，精品一半都是吴廷旧藏，有其印识。另有许多“国宝”庋集于徽人之手。如徽州洪氏世代珍藏五代末孙知微《鱼》、南宋郑所南《兰》，程氏藏有晋王献之《保姆帖》、唐吴道子《选圣像》、北宋李成《五老峰》、李公麟《十八应真渡海》、苏轼《墨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南宋赵伯驹《楼台小册》、元黄公望《富春山水》，明末清初歙县人郑潜、郑桓父子曾藏有北宋米友仁的绘画名作《潇湘奇观图》，郑桓叔郑晦收藏赵孟頫书画尤多。明代歙人程?2?0，“博学工诗文，精金石篆刻，鉴别古书画及铜玉器，家藏变夥。”

　　清代歙县盐商巴源绶的弟弟巴慰祖“居扬州，工八分书，收藏金石最富”。清代歙县藏家项源，字芝房，藏有诸多名迹，他的鉴藏印有“新安项芝房收藏书画私印”“小天籁阁”等，常钤于诸多古代书画作品上。清代中期，徽州的重要藏室有金瑗“十百斋”，汪启淑“飞鸿堂”，程光国“铜鼓斋”等。“十百斋”为清雍正、乾隆时期歙县岩寺人金瑗的藏室，所谓“十百”，是指立幅百轴、横幅百卷、册页百帙、奇书百部、旧拓百种、佳砚百方、铜印百颗、汉镜百圆、古瓷百器、时花百盘。

　　晚清民国时期的收藏家有西递胡积堂、潭渡黄氏、唐模许承尧和万安黄骏等。许承尧生平喜爱收藏古物，在甘肃时，收集唐人写本藏经较多，以后又陆续收藏了不少珍贵书帖和绘画作品，去世后所有藏品都捐献给了安徽省博物馆。吴湖帆是近现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其祖父是封疆大吏吴大澂，外祖母潘静淑的曾祖潘世恩为清道光时宰相。近代另一位著名收藏家庞元济(清同治三年出生在浙江吴兴)，其祖父因经商自徽州迁来，终成湖州南浔镇上“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中的“四象”之一。

　　徽商钟情于收藏导致了社会风气的变化。明代文坛大家王世贞有一段描述徽商引领收藏潮流的文字：“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倪瓒)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除了收录著名书画家，还收录了少数重量级鉴藏家，在这有限的名单里，竟然有六名徽州人：吴廷、马曰琯、马曰璐、项源、毕沅、吴云。

　　徽商为了经商、结交权贵的需要，竭力培养自己的高雅情趣，往往不惜重金，动辄成百上千地收购古玩字画。当时“苏人以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徽人追慕苏州文人精湛的鉴赏品位。明末商人兼收藏家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说：“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即歙县人汪道昆、汪道贯，汪道昆曾任兵部左侍郎一职，故有“司马”之称。他特别喜爱收藏古玩字画，登门求观的文士络绎不绝。作为朝廷高官，又是徽商子弟，他的行为给其他徽州商人以极大的影响，一大批徽商紧随其后。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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