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学

    一、前言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的一个璀灿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学,以那个民族的语文之审美的形式,表现其民族文化的心灵;而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酿造了那个民族的文学独特的风格与特色。这都是毋庸赘言的共识。而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中华文化和与之相应的中华文学多彩多样,丰富繁荣。其中既有鲜明的民族共性和同一性,同时也有突出的地方的、历史的独特性。时间的限制,不允许我们在此论及台湾原住各民族的文化和他们的口传文学。中华民族最早在台湾留下劳动与生活的踪迹,可上溯到第3世纪的三国时代。然而中华民族的典章制度和文明教化在台湾岛上实践,要等到明郑入台时的17世纪60年代以后,设立府、县,任命府尹、知县。同时,随着郑成功入台的大陆著名文人学士,借着明郑当局广设官学,积极建设以科举为经纬的文化教育体系,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影响。由较早的沈光文及后来的沈期、辜朝荐等人的创作,留下了台湾第一批台湾地方文学作品,动情地表现东渡流亡之人对故园乡关的怀思和立志恢复明室的情怀。

　　1683年,与清王朝对峙的明郑败亡。台湾收复后,大量的大陆闽粤移民涌入。在清朝治下,官学更加普及,而科举制度更加正规化,中华文化和文学更加昌盛。此时大陆来台的游宦作家,例如郝永和,留下杰出的游记、诗歌、散文和地理学笔记。而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国势遭到沉重打击。这期间的各家作品,或关怀民生疾苦,或歌咏亚热带宝岛乡土风光。另有姚莹、沈葆桢、丘逢甲等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写下了保国忧时、抗击帝国主义的视野空前开阔的作品,表现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壮怀激越,动人心弦。 

　　二、台湾的殖民地化和台湾新文学的发展 

　　1895年,台湾依耻辱的马关条约割让日帝,沦为殖民地。在异族统治下,遗民作家如丘逢甲、洪弃生和连雅堂等人,留下了哀国破之惨痛、砥砺汉节的作品,使他们成了殖民地台湾的第一代反帝抗日作家。1915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台湾农民武装抗日斗争全面失败。1920年左右,台湾人民改变抗日策略,展开“非武装抗日”时期。与之相适应,台湾新文学运动便在这一波现代抗日民族、民主斗争中发轫、成长与成熟。 

　　受到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以东京为基地,以汉语白话文为主要语文,由留日台湾知识分子先后编刊的杂志《台湾青年》、《台湾》和《台湾民报》等为言论阵地,发动了一场台湾的新旧语文革命和相应的新旧文学革命。在理论资源和文学创作上,台湾新文学直接受到陈独秀、胡适之、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影响。岛内主张以汉语白话文和新文学体裁创作的阵营,与主张仍然使用文言文和旧文学体裁的一方展开激烈地争锋,结果旧派不敌新派,台湾新文学在日帝统治下的台湾宣告其胜利。 

　　台湾新文学的登场,是作为台湾反日民族、民主运动之一翼而发展的。而在日帝强权统治下已经二三十年,强行日语同化教育的环境下,台湾新文学作家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朱点人、杨华、张深切、吕赫若、吴浊流等小说家,绝大多数仍坚持以汉语白话文写作,在题材上一律宣扬反日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识,表现了他们在日帝统治下坚守中华文化、顽强不屈的抵抗的英姿。 

　　三、殖民地下坚决守卫民族精神和民族语文的斗争 

　　台湾居民泰半为大陆闽粤移民,口说闽粤方言,与以中国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颇难相通,加以日帝据台,使台湾人民无法共有中国现代共同语形成的经验,又加上日人处心积虑收夺台湾的闽客方言,以强制教育灌输日本语剥夺台湾人民的母语,有识之士痛感到在殖民地下丧失民族语的危机。19世纪30年代初,台湾抗日进步文坛内部,为了文学大众化和提倡大众语文,发生了所谓“台湾话文”论争。以黄石辉、郭秋声为中心的一派,觉察到白话文对一般台湾劳动人民无异新的文言文,因而主张把闽南方言文字化。这显然是当时“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建设”在殖民地台湾条件下特殊的提法。另外则有以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等为中心的,坚持自觉地推广汉语白话,使白话文进一步大众化而以“台湾话文”的建设为多余的一派。这使人想到鲁迅和瞿秋白也主张不同策略的大众语方策。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方言的表记和表音从来会遇见难解的问题。激烈主张建设“台湾话文”的黄石辉、郭秋声皆反对以罗马化解决,避免母语脱离民族语言表现系统,主张以传统六书的原理研究方言表记,也主张方言文字化最终形成全民族可以共通的表音和表记。 

　　激烈的语文革命,目的在解决殖民地下的大众语问题,以寻求对广泛大众宣传、教育、启蒙和煽动手段的答案。而欲达到此目的,又决不牺牲中华文化的语文资产与传统。八o年代“台独”文学论起，其论者以“台湾话文运动”为“台湾文学抗拮中国白话文”,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之表现。但新的数据显示,黄石辉在面对白话文派究问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何需倡导“台湾乡土文学”时,黄石辉明确回答,正因台湾非独立国,才倡导“台湾乡土文学”而未倡导“台湾文学”。“台独”文论的曲解捏造,在史实前成为徒劳。 

　　四、在残暴的“皇民文学”高压下坚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气节 

　　殖民制度带给被殖民民族最大的灾难是收夺其民族母语,以制度化的民族歧视挫折其民族自尊,迫使被殖民者在社会、政治和精神上奴隶化。1940年后,日帝扩大对华南及南太平洋的侵略,除了强化对台湾、朝鲜及其在华日占区的劫掠与镇压,并在这些地区施展各种精神和心智的控制,强力宣传日本皇国思想与战争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上,则在台湾等地推广支持和宣传向日同化和日帝侵略战争的“皇民文学”。 

　　但是,“皇民文学”除了周金波和陈火泉等极少数汉奸文学家,日统下台湾作家都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引起日本当局与在台日本官方作家的不满。1943年以西川满、滨田隼雄为首的战争派作家,公开抨击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鄙陋”和缺乏为“圣战”服务的意识,为“狗屎现实主义”文学。在严峻形势下,以杨逵为首的一些台湾作家公开反驳。杨逵发表《拥护狗屎现实主义》,为台湾人现实主义文学辩诬,维护了战时下台湾文学的尊严。 

　　环顾当时日帝支配下的东北亚,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威暴下,在日本、朝鲜和伪满都有大量的作家，包括曾经抵抗过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进步作家,大面积向日本法西斯军部“转向”投降,写下不少支持日帝扩张政策的作品,至今成为日本与韩国文学史的耻部与痛处,无法清理。相形之下,台湾的转向附日作家只有周金波、陈火泉等极少数,作品粗糙、数量极少,影响不大。应该指出,自鸦片战争及日帝据台以来,“帝国主义加诸中国最大的伤害在于台湾,中国文学中反映对帝国主义之抗争最为动人的作品也在台湾”(陈昭瑛,1996)。 

　　五、克服民族内伤,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华民族属性 

　　1945年8月日帝战败投降,10月,中国政府代表在台北正式受降,台湾从殖民地枷锁中解放。台湾人民在欢庆之余,自动地提出了去殖民化,积极自觉地推动“中国化”和“把我们的母语抢回来”的运动。在语言政策上,主张“恢复闽南话作为中国方言的地位”予以尊重与复权,禁止日语,从而在民族方言基础上推行“国语”(普通话)。可惜国民党当局无心顺应当时全国性要求“民主化”、“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广泛舆情,加上接收日产官员贪渎成风,朋比为奸,1946年夏,国民党打响国共内战,致社会动荡、政治不安、民生凋敝。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二二八事变,民众的要求也是民主化、反内战、高度自治、和平建设。3月,国府当局以武装镇压,造成流血惨变,两岸民族团结与和睦受到重大内创。

　　但就在3月流血镇压后八个月,来台进步的省外知识分子歌雷、雷石榆、骆驼英、孙达人、萧荻等人,与团结在杨逵身边的本地知识分子欧阳明、赖明弘、周青、张光直、赖亮等人,以当时《新生报#桥》副刊为基地,热情洋溢地展开“如何重建台湾新文学,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学无愧的一部分”的议论。经1947年11月到1949年4月长期论议,取得了这重要成果: 

　　(1)参与议论的省内外人士,即使在1947年3月血洗后,也取得了这重要共识,即“台湾和台湾文学是中国和中国文学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2)省外作家和文论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三o年代以迄四o年代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的理论。 

　　(3)对杨逵先生所主张深入台湾社会、深入台湾民众、写台湾人民生活与心声的作品,为当时所急切需要的“台湾文学”这一见解,议论各方都取得了共识。 

　　(4)杨逵高瞻远瞩地提出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国际“托管”台湾,说凡有为“台独”、“托管派”服务的文学是“奴才的文学”,今日视之,尤有重大意义。 

　　可惜的是,1949年4月,国府在台当局发动“四六事件”,逮捕台北进步学生和《新生报#桥》副刊的重要作家。杨逵被捕入狱,判刑十二年,给予当时校园内和文化界民主力量巨大的打击,“重建台湾新文学”之议论戛然而止,至今绝响。 

　　六、反抗文学之恶质西化,主张台湾文学复归于中国人立场和中华主体 

　　反共文学和现代主义文艺1950年后支配了台湾文艺界长达二十年之久,而弊端丛生:即极端的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对西方文论、西方创作技巧的恶质模仿,表现语言的晦涩,失去文艺创作上的民族风格和形式等,使文学走进了死胡同。 

　　1970年保卫钓鱼台运动在海外激发了左右分裂。保钓左派推动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三o年代以降文学和文论的运动。这运动头一次冲破了内战与冷战文艺的统治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理论冲击着一代被西方现代主义统治的知识分子。1971年,留美回台的知识分子唐文标向台湾现代主义诗提出了严厉批判,主张诗歌的大众性和民族性,引起轩然大波,沉重地打击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威信。1977年至1978年,国府当局以有人主张“工农兵文艺”的红帽子,扣向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的大众性、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反对外来殖民性文学的一批人,在大报上搞点名批判,并筹开“国军文艺大会”,准备全面镇压。后来经过胡秋原先生、徐复观先生、郑学稼先生向当局力谏,才阻止了一场大的文字狱。 

　　在这一场论争中,“乡土文学”派主张在思想上、创作方法上反对外来西方文论的统治,使台湾新文学复归于中国人立场和中华文化,在创作方法上要深化现实主义,表现中华文学的民族特质与风格。

　　七、反动、反民族的八〇年代及其斗争 

　　1979年,在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民族经济脱钩,而以独自的“国民经济”在依附外资下成长出台的台湾资产阶级,有要求其阶级政治份额的“党外”反蒋、亲美、反共的“民主化运动”。1979年,这运动在高雄点燃了“高雄美丽岛事件”,冲毁了国民党长期的排外独占的政治。而由于美国护航,加上运动本身反共亲美性格,台湾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很快浸染了同样具有反共、亲美、反华性质的“台独”倾向。 

　　1987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位,出人意外地利用政权资源全面推动“台独”反民族进程。2000年陈水扁取得政权,把反民族“台独”政治又推上一个台阶。与之相应,“台独”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台湾有显著发展。“台湾民族论”、“爱台湾论”、“台湾土地与血缘论”、“台湾意识论”、“台湾主体意识论”等,一时沸沸扬扬,一定程度冲击了台湾政治和社会生活,取得论述霸权。而台湾文学界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文论上“台独”派提出了“台湾文学独特性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无关论”和“台湾文学主体性论”,基本上是“台独”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在文学教育上,受到“台独”当局的直接支持,广设独立的台湾文学系所,宣传和教育反民族的台湾文学论,形势是严峻的。

　　另外,台湾当局“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也以丰沛的资金与资源,组建“国家台湾文学资料馆”,以台湾文学为“国家文学”。此外,并结交外国、特别是日本右派学者为反民族“台独”文学写书写文章、出版书刊,办“国际研讨会”,出钱出力为“支独”外国学者出书,鼓励他们为皇民文学史翻案,为“台独”文学论的建构出谋献策,形势也比较严重。 

　　然而,十多年来,在反对净化和美化皇民文学的批判上;在反对以日本藤井省三为首的日本支独台湾文学研究上,在反对“台独”派以“台独”台湾史观炮制台湾文学史分期理论的斗争上,我们坚持了及时的、切中要害理论和学术的批判与斗争,没有让“台独”派占上便宜。 

　　八、结论 

　　大约在1935年,即日帝窃据台湾已四十年,离日帝自台败退仅十年之时,台湾总督府编纂了《台湾警察沿革志》。其中第二大卷依据殖民地大量公安档案,历述自1920年代以降台湾反日抗日思想启蒙运动、民族运动、政治运动、阶级暨社会运动。在其总序中说,台湾改隶日本已四十年,但人民反日抗日运动前仆后继,殆无间断。究其主因,乃在台民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以中华五千年文化为荣。其原文如下: 

　　“关于本岛(台湾)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其属于汉民族系统。汉民族向来以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虽已改隶四十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各方面仍沿袭旧貌,可见其不轻易抛除民族意识。本岛人又视(福建、广东)为父祖坟茔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故自改隶后,仍有一些本岛人频频发出不满之声,以至引起许多不祥事件,此实为本岛杜会运动勃兴之主要原因。”(《台湾社会运动史》卷一,创造出版社,台北,1983)。 

　　这说明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为什么表现出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之根源所在。中华文化独一的特质,在于它以汉字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典章、典律、人文、思想体系。这一文化体系,在境内成为强大的文化、思想及感情的凝聚力,藉以将以汉族为中心,边境各非汉族民族群体为成员,化育凝合起来,创造一个大汉族共同体的想象,而逐渐形成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我族意识。而在境外,一直达至19世纪中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崩解之前,在东北亚的朝鲜和日本、法国入侵前的越南,都形成以汉字、汉语音及中华文化为主要根干的汉文化圈,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前面说过,中华文化泽被台湾始于16世纪的明郑。自斯三百余年以来,历经中国统一,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港,日帝割台后沦为殖民地,光复后又成为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前沿基地,至八o年代又吹起一股自1940年初日帝“皇民化”运动以来未曾有过的反民族的分裂主义风潮。然而正是在这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磨难中,特别激起了台湾近三百年来历代遗民和移民,以数千年中华文化的积淀和基因,抗击外来势力,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认同,发而为历代不息的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 

　　而从台湾文学史以观,台湾是帝国主义侵凌中国最集中、最严重的受灾区。因此,在国破家亡的现实中成长的台湾文学,不论是以传统体裁或现代体裁表现,其反映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誓不臣夷,而奋力抗击帝国主义的思想和艺术表现，最大无畏、而且最动人的作品,较诸包括伪满在内的广泛日占区,也以台湾最多。台湾文学有伟大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有强烈的以中华文化为根柢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台湾文学的骄傲。虽然在当下台湾文学正遭逢自四o年代日帝“皇民文学”压迫以来未曾有过的反动,即反民族“台独”文学的逆流,但只要我们坚持台湾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精神不动摇,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克服一时的横逆,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