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的结构、互动与思想基础（三）

　　刘伯山

　　【江南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

　　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在宋代以后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还是有强大的思想基础支撑。根本是传统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具体展开有两个基点，循着三条路径：

　　基点一：理学。它是继先秦孔孟儒学、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儒学之后，至两宋时期形成的第三阶段，奠基者是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俩，集大成者是南宋时期的朱熹，故两宋的理学又称之为“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的思想，不仅在其后的六七百年里被钦定为官方思想，更是让儒家思想下沉，构成民众意识形态的主流，从根本上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

　　但理学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论争，集中体现在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争。南宋淳熙二年(1175)，浙东金华学派创立者吕祖谦邀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相会于江西铅山鹅湖寺，结果成就了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当时论争的重点是认识方法上持“道问学”还是持“尊德性”。朱熹的“理学”认为“性即理”，认识上强调“道问学”，主张“格物致知”以穷理;而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即理”，认识上强调“尊德性”，主张“发明本心”以明理。由之也就形成了理学发展的两条线索与路径，尽管朱、陆两人晚年的学术思想上有相融之表现，元代理学界还出现“和会朱陆”的研究，但理学发展的这两条路径之后一直存在。明代时，朱子之学当然已是官方之学，占据统治地位，但心学发展也获得极大成功，几撼朱子理学的地位。其中，陈献章是开启者，湛若水是完善者，浙江余姚人王阳明(1472-1529)是集大成者，其后弟子甚多，世称“姚江学派”。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是理”的思想，反对“格物致知”，认为“理”既已化生为宇宙万物，则人秉其秀气，人心又自秉其精要，故“理”皆在人“心”，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在《传习录》里，王阳明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认为：“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提出“人人皆可为圣贤”的口号;在“四民观”上，则强调：“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如此观点，对普通民众和工商业者的影响与触动很大，尤其在江南地区体现最为直接。

　　阳明学之后的发展，形成有著名的王艮“泰州学派”。王艮(1483-1541)是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人，本是盐场“灶丁”出身，曾师从王阳明，后有所突破，“自立门户”。王艮之学的中心思想是“百姓日用即道”，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王艮善于讲学，“开门授徒，远近皆至。同门会讲者，必请先生主席。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谓‘百姓日用即道’，虽僮仆往来动作处，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闻者爽然”;弟子甚多，在《王艮五传弟子师承表》中就收录了487人，著名的有焦竑(1540-1620)、李贽(1527-1602)、汤显祖(1550-1616)、袁宏道(1568-1610)、徐光启(1562-1633)等。黄宗羲曾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并指出王艮之后，泰州学派“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纲》里，评价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第一个启蒙学派”。

　　基点二：事功主义思潮。它反对空谈义理，讲求功利实用，多以“浙东”人士为代表;初发于北宋，兴盛于南宋，之后一直传承，形成有自己的路径，深深影响到中国社会。

　　谈到中国南宋时的学术争论，学术界最津津乐道的是“朱陆之争”，其实，当时与朱学和陆学相鼎峙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此即浙东的事功之学，还存在“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与朱熹之争。陈亮(1143-1194)是浙江永康人，南宋事功学派著名学者。从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陈亮与朱熹曾围绕王霸、义利关系展开辩论，反响极大，史称“朱陈之辩”。针对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将义利对立起来的做法，陈亮指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废也!”认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万物皆备于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具。天下岂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主张道德与功利要实现统一，提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浙江永嘉人叶适(1150-1223)是南宋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针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叶适尖锐批评道：“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他提出不应“以义抑利”，而应“以利和义”，义和利统一。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强调“重农抑商”，对此，叶适公开予以否定：“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提出：“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认为：“市者，天下之利也”，充分肯定商人及商业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叶适的学生、浙江临海人陈耆卿(1180-1236)则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评价陈亮与叶适“是自由商人与手工业者的代言人”。

　　浙东事功之学至明末清初的发展，是形成了著名的“浙东学派”或称“狭义浙东学派”，浙江余姚人黄宗羲(1610-1695)是创始人和奠基者，代表人物还有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等，多为江浙一带的学者。他们高扬求真务实大旗，倡导“经世致用”，主张义利并重。从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着手，浙东学派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就明确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由此彻底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启蒙思潮，直接催生了如河北博野人颜元提出的“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等思想，事功主义思潮不仅影响到整个江南地区，还逐渐向西、向南、向北的区域扩张，影响到全国。

　　评价儒家文化在江南地区的作用，可以说：以朱子之学为代表的理学，是江南地区社会得以保持千百年稳定而未出现剧烈动荡、江南地区文化能够保持整体自我统一而未出现极端分化的坚强思想基础;而“心学”思想和“事功主义”思潮则是给予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活力发展以理论支持，提供精神力量。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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