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黟县 朱来平
明清两代,徽商崛起,并持续发展以至鼎盛。徽商以其对徽州本土及寓居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受到普遍关注。因为地狭人稠,徽州人十之七八出门经商。许许多多加入徽商大军的徽州人,外出后长年不归,几年、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得以还乡。而且,大凡徽商所到之处,就有徽人义冢,由此不难推断也有无数人辗转他乡行商一辈子,最后客死他乡。
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外出经商之前,父母都要给他们完婚。新婚不久,丈夫就要远走他乡。顾炎武《肇域志·徽州府》言:“取(娶)妇数月则外出。”《歙事闲谭》摘录程且硕《春帆记程》有云:“女子自结褵未久,良人远出,或终身不归。”清代魏禧在为歙县江元亮儿媳写传时,就曾感慨:“徽州富甲江南,然人众多地狭,故服贾四方者半土著。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父。”徽州一直流传的“一世夫妻三年半”的说法,就是对徽商久客不归现象的形象概括。胡适对此解释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方士庹《新安竹枝词》云:“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结婚时间不长就离家的徽商,数十年后返归故里,长大了的儿孙竟至以“老翁”相称。读罢,其情其景颇令人心酸不已。“老翁”的境遇,应当不是个例,类似情况在徽州是很多的。
要说徽商离家在外,对家园故土、妻儿老小没有牵挂,也是不合乎情理的。歙县人吴日法在《徽商便鉴·缘起》中说:“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而故乡大好山水,固无日不萦绕于梦魂中。”对家乡和亲人的眷念,期望与家人的团圆,当是人之常情,徽商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故乡大好山水,固无日不萦绕于梦魂中”。既然如此,那徽商为什么久客不归呢?有人认为,商人重利轻离别,在外行商的艰难,往返交通的不便,这是其一;而徽商在外有感情寄托,过着“两头大”的生活应是主要原因。这样解释显得勉强,难以令人信服。
行商艰难,交通不便,是客观事实。即便这样,五年十年回乡一趟还是完全可能的,无论如何不至于二三十年才得一归甚至一辈子不归。徽商在外有感情寄托,过着“两头大”的生活,是徽商久客不归的实际情形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徽商久客不归的根本原因在于徽州本土对商人的评价非常现实、充满功利色彩的社会风气。
明代嘉靖年间人蔡羽的《辽阳海神传》中说,“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一个常年辛苦奔波于外的商人,回到家里之后,能否在同宗的亲属那里得到尊重,就连能否在最亲近的妻儿面前享受到家庭的亲情,竟然都是全赖“所获多少”。这种缺少人情味的世俗风气,唯以成败论英雄,是只以经商的实际效果、获取钱财的多寡,去评判商人。在弥漫着这种世俗风气的环境里,只有那些成功的商人才乐意回到家乡,享受风光荣耀。而像《辽阳海神传》里的徽州商人程氏二兄弟,带着几千两资本到辽阳贩卖人参、松子、貂皮等特产,不幸失利。此时,落魄的程氏兄弟二人不愿空手回家乡,只得无奈地留在辽阳做掌计为生。在庞大的徽商大军当中,能成为富商巨贾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徽商,往往跟落魄的程氏兄弟二人一样,因为没有发达而不敢也不愿返乡。失意之人,是无法去面对“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的“妻孥宗党”的啊。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在乌江畔拔剑自刎。究其原因,“面子”使然。国人历来是非常爱惜“面子”也特别看重“面子”的。徽商当中,那些在生意场上受挫失利者,他们宁可在外艰难生活,就算沦为乞丐,就算客死他乡,也比回到家乡受族人轻视、遭妻儿冷眼、“面子”尽失要好得多。这样一来,徽商久客不归的情形普遍存在,便在情理之中了。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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