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篆刻中的“歙四子”

　　到他们的真迹。程芝华的摹作颇得原作风采，遂使世人赖此书一睹四人风貌，“歙四子”的名号也由此叫响。

　　程邃(1607—1692年)，明末清初篆刻家、书画家。字穆倩、朽民，号垢区、青溪，别号垢道人，自称江东布衣，黄海静者，岩寺镇人。生于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明亡后，寓居扬州最久。程邃早年曾拜华亭名士陈继儒门下学画。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矛盾丛生，狐朋狗党，狼狈为奸。程邃为人诚实正直，品行端正，崇尚气节，和清初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李渔、大学者朱彝尊等交往甚厚，结为挚友。因议论朝政，曾被迫流寓南京十余年;不与奸臣为伍，险遭陷害。程邃的诗、书、画皆自成一体。诗文有奇气，著有《萧然吟》等诗集;行书、隶书、篆书俱佳，书法不蹈袭古人，尤工八分书，颇负盛名，为明末书法家黄道周所器重。穆倩善作山水，主张以画抒情，曾在一画上题道:“仆性好丘壑，故镌刻之暇，随意挥洒，以泄胸中意态，非敢云能事者也。”他的画，纯用枯笔渴墨，苍茫简远，别具韵味，中年后自成一格，纯用枯笔，干皴中含苍润。黄宾虹评其画有“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之趣。传世作品有康熙十年(1671)为王时敏作《山水图》轴，藏苏州市博物馆。善鉴别，家藏名画、古器甚多，长于金石考证。程邃精篆刻，篆刻效法秦汉，首创朱文仿秦小印，又博采何震(徽派)、文彭(吴派)诸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派，人称“歙派”。作品淳古苍雅，章法严谨，笔意奇古，丰满厚实，形成了苍浑雄劲、恣肆豪放的风格。每作一印必求精到，稍不如意，则磨去重作。歙县博物馆藏有程邃“江东布衣”朱文印一枚，布局匀称，笔势圆转遒劲，古秀苍逸，韵味深厚。程邃在我国篆刻史上起了上承前人、下启来者的作用，为清代的篆刻宗师。

　　汪肇龙(1722—1780)，原名肇漋，字稚川，号松麓，府城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副榜举人，乾隆三十年(1765)，举进士不第，于是绝意科举仕途，手不释卷，一心以所学资考据，成为徽派朴学阵营的重要学者。汪肇龙年少时父母双亡，孤苦家贫，十三岁方进学。初习篆刻，很长时间赖以为生。乾隆十七年(1752)从学江永于歙县西溪汪氏不疏园，与金榜、程瑶田、汪梧凤、郑牧、方矩、洪榜并称“江门七子”。其同学诸如金榜、戴震、程瑶田先后皆称誉于当世，而汪肇龙却甘居陋巷，潜心治学不缀。汪肇龙于《尔雅》、《论说》诸书及水经、地志、步算、音韵、名物、器数之学，无不博览涉猎，皆作较为深入的研究，据载，它于尊彝、钟鼎诸古篆，云鸟、蝌蚪之文，寓目能辨，且暗中能手扪而识之，见者誉为古今绝学。对字学研究精深，往往时有新的发现，非寻常篆刻印家可比，时与程邃、巴慰祖、胡唐齐名，并称“歙县四大篆刻名家”，成为清代乾嘉年间徽州印坛上的中坚。曾为汪启淑刻印多方，收入《飞鸿堂印谱》，其中的印作朱文多以小玺及钏鼎款识入印，秀雅多趣;白文取法秦、汉，苍茫浑厚，印风凝重。其著述有《石鼓文考》等。

　　巴慰祖(1744—1793)，字予籍、子安，号隽堂、晋堂、莲舫，渔梁人。巴慰祖是个多面手，无所不好，亦无所不能。家藏法书名画、金石文字、钟鼎尊彝很多，工篆隶摹印。喜欢仿制古器物，如旧器一般无二致，虽精于鉴赏者，也无法辨伪。又能作画，山水花鸟师法宋元，皆有逸致，然不耐烦皴染，成幅者少。篆刻浸淫秦汉印章，旁及钟鼎款识，功力深厚。早期印作趋于雅妍细润、端整纯正，晚期印作风貌朴茂古拙。歙县博物馆藏有巴慰祖自刻的“莲舫”铜印一枚，庄严典重，温厚静穆，上密下疏，平稳自然。后人赞他的印章“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览之者终日不能穷其趣。”汪肇龙、巴慰祖、胡唐三人中，以巴慰祖声誉最隆，交游也广。董洵与巴慰祖曾在汉上相聚刻印，互有酬往。晚清赵之谦素以篆刻自负，但他对巴慰祖却极为心折。黄宾虹自刻“黄质宾虹”白文印，沙孟海亦称，“风格逼似巴予籍”。

　　胡唐(1759—1838年)，初名长庚，字西甫，晚号城东老人，歙县县城人。精篆书，善治印，摹秦汉以下至程邃印，皆逼肖入微。印风如其母舅巴慰祖，风格婉约清丽，所著行书边款尤为精绝。1824年，程芝华摹刻“歙四子”的《古蜗篆居印述》行世时，胡唐仍在世，并题“古蜗篆居印述”书名，又作有《古蜗篆居印述序》。程恩泽特别看重胡唐，他在《古蜗篆居印述序》中说:“我歙艺是工者，代有其良。吾宗季子，能作能述，集四贤于一乡。古蔚若程，古琢若巴，古横若汪。唯我胡老，能兼三子之长。”

　　从程邃到胡唐，徽州印人沿着追踪秦汉，从钟鼎尊彝款识和玺印形式上吸取营养，在篆刻的创作道路上不断进取，形成了徽派篆刻的独有风格，为中国篆刻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页。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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