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徽商奢侈性消费心理

　　黟县 朱来平

　　历史上，徽商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史上的奇迹。从明代中叶开始，随着徽商实力的不断增加，财富的急剧扩大，徽商资本开始流向奢侈性消费领域。徽商的奢侈性消费的种种表现，前人的各类著述以及今人的论著中有不少记载，在此不加赘述。这表明学者在研究“徽商”这个专题时，早已经注意到了徽商的奢侈性消费这一现象，其分析徽商的奢侈性消费心理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首先是徽商深受封建社会贵儒贱商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即使经商致富后，徽商骨子里还是不能冲破传统思想的藩篱，内心仍然存在难以挥去的自卑情结。他们渴望能像“士”那样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于是乎，他们试图在生活上以显富摆阔、争奇斗富的方式来吸引世人的眼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其次是生理需求。徽商背井离乡奔波于外，有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回家省亲，与亲人团聚。因长年客居异地，为满足生理和情感需求，他们往往娶妾、宿娼，而且不惜钱财，挥金如土。第三，是生意场上的现实需要。他们经常不惜重金，攀附权贵，“交通王侯”，以获得更有力的政治保护伞，求得更大财路的目的。

　　这样来分析徽商的奢侈性消费心理产生的原因，当然没有什么不妥。但仅仅这样分析，又是不够的。原因有二。

　　第一，上面的分析是把徽商的奢侈性消费作为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来看待的。而事实上，奢侈性消费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徽商这个群体特有的，也不是徽商兴盛的明清两朝特有的。

　　第二，更重要的是，以往论者所概括的三点，是徽商这个群体所共有的情形，但奢侈性消费现象却不是所有徽商身上普遍存在的。当有些徽商躺在金银窝里挥霍无度、花天酒地、逍遥享乐时，更多的徽商则把财富慷慨地投向经商寓居地和家乡的教育、文化、慈善等各项社会公共事业中，甚至国难临头时能够毁家纾难，为国解忧。

　　在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就有描写奢侈性消费场景的作品了。如《湛露》(“小雅”)中说他们“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宾之初筵》(“小雅”)更是具体细致铺陈了贵族宴饮的盛大场面。这些作品都描写了周王朝统治阶级宴饮无度、荒淫奢侈的生活场景，虽是文学，但毕竟是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和客观反映。统治阶级权力集中，至高无上，能冠冕堂皇地攫取占有大量财富来满足他们膨胀的物欲。《世说新语·汰侈篇》记载:“(晋)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蒸豚肥美，异于常味。”王武子是晋武帝的女婿，是皇亲国戚。书中还记载“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其争豪情景让人瞠目结舌。王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以世族兼国戚，性奢侈，而石崇，晋时以伐吴功封安阳乡侯，在荆州劫掠客商而成巨富，于河阳金谷置别馆。每与贵戚王恺夸富竞侈，极尽奢靡。

　　还有，封建社会的宫廷，更是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之所。旧时将相王侯、官宦贵族，在衣饰、饮食、寝居宫室、游乐、丧葬等方面视金钱如粪土，极度奢华。仅以宫廷美食为例，虽然清以前各朝已极其奢华，但和清朝帝宫美食相比，却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几千年来的美食到清朝始臻巅峰。清朝的御膳，积历代之经验，集全国之精华，美乎极乎。

　　即使是现在，中国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也可以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不仅美国的许多豪宅已经为中国人所拥有，而且中国本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奢侈品的消费却超前了好几步。富人们愿意在其拥有的财富中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奢侈品消费。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富人的消费却已达到了世界顶级标准。法国《费加罗报》曾载文预测，到2011年，中国将成为占世界奢侈品消费总量高达1/4的全球第一大高档奢侈品市场。《奢侈流向中国》的文章曾这样描述中国富人的生活:100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在中国的销售业绩颇佳。

　　因此，把徽商的这种奢侈性消费习气放到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审视，便可发现:奢侈性消费自古有之，而且至今未绝。一般来说，人们在根本无需为温饱问题担忧，拥有的财富远远超过维持其生计所需的时候，往往会用大量富余的财富来换取更高更好的生活质量，这当然是正当的合理的。奢侈性消费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渐渐地，由财富投入的量变引起的质变的表现。

　　笔者以为，徽商的奢侈性消费不是特例，从古至今，富人大都如此。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被人忽视了，那就是:他们富了以后，没有正确的金钱观(财富观);他们缺少回报社会的感恩心理、扶危济困的怜悯之心和热心公益的慈善情怀。由于大多数富人习惯用财富来界定自己的地位，极少考虑自身财富与社会的关系，加之没有任何的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的资源挥霍进行制约，所以奢侈的物欲享受在富人看来就变得天经地义。那些沉迷于奢侈性消费的徽商也是这样。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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