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7年2月,杜文秀义军中的叛徒马如龙带领清兵从昆明出发,到滇西攻打杜文秀的起义军,虽然马如龙的进攻终告失败,但他对杜文秀的震动却是很大的。在此之前,尽管马如龙叛变了,但由于各方面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系和原因,杜文秀并未与他们反目,反而与他们达成协议,以楚雄、镇南作为东西分界,如今事态的发展使杜文秀感悟:如仍遵守前约,无异于作茧自缚。加上当时的昆明,仅有马如龙的1万多残余踞守,因此,杜文秀发出了《帅府布告》、《誓师文》和《兴师檄文》,调集了丽江、大理、楚雄、永昌、顺宁、永北、蒙化等地的义军20余万,兵分四路,向昆明滚滚杀来。
公元1868年2月19日杜文秀的北路军攻陷富民,西路军占领安宁。20日,北路军由富民攻占昆明西北的团山、大普吉、夏家窑一带;西路军进占昆明的碧鸡关、梁家河、高峣、普坪村。紧接着,28日,杜文秀的南路军攻陷易门,3月10日,南路军打下了晋宁、呈贡,继而进占了昆明城郊的西岳庙五华寺等处。杜文秀义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省城昆明,省城危在旦夕。
此时,清政府命令云贵总督刘岳昭率领所部湘军火速由黔返滇,以解昆明之围。在刘岳昭到达之前,防守昆明的马如龙在城外作战屡败,于是退入昆明城内,任凭杜文秀义军百般挑战,就是不作任何应战姿态,静待援军。
在如此有利的战机下,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的杜文秀义军理应一鼓作气攻下昆明城,但他们却兵列城下,挖壕筑墙,企图凭借坚固的营垒来坐困清军,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使得清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由此,起义军面对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了。
公元1868年3月6日,岑毓英统帅3万清军,由曲靖出发增援昆明,几天时间即占领了大石坝、小石坝、大板桥、小板桥、官渡等地,接下来,又攻占了昆明城郊的金马寺、大树营等地。昆明城东面的通道被清军打通,城内清军的给养有了保障。
5月上旬,云贵总督刘岳昭率2万多清军由贵州毕节到达曲靖,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占领了呈贡、宜良进昆明要道上的石虎岗和另外几个要道口。由于寻甸、徵江等地的起义军源源不断地向杜文秀义军提供粮食弹药,这种情况之下,后援无虑,杜文秀义军仍可凭借工事长期固守,清军无法解昆明城下之围。故此,清兵改变战术,以一部份兵力对杜家军进行牵制,另以主力围歼昆明外围周县的杜家军。于是,清军在呈贡、晋宁、富民、武定、寻甸等东、南、北三个方面战场上,与杜家军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
在昆明城外东、南、北这三个战场上,清军和杜家军各有胜负,双方呈现相持状态。此时杜家军已屯兵昆明城外一年多时间,由于战线过长,后勤供应难以得到保障,弹药粮食给养时有短缺发生,加上水土不服,传染病流行和频繁战斗后,部队大量减员,尤其是久攻昆明不下,大大影响战斗意志,士气日渐消沉。清军利用了杜家军这些弱点,采用分割战术,将杜家军隔为数段,然后各个击破。公元1869年6月初,小板桥、长坡等要地均被清军占领,杜家军此时已伤亡万余人。接下来,清军又攻占了杨林,在清军步步威逼之下,嵩明的杜家军守将挟持了杜文秀派到前线作为监军的女儿,投降清军,寻甸的杜家军守将也不战而降,如是,昆明以东地区完全被清军控制。
这时,岑毓英已进得昆明城和马如龙共同镇守,他们在雇请外国人训练清军、使用从国外买回的新式大炮外,还调集了大量的清军回昆明,开始了对杜家军的全线反攻。公元1869年9月,杜家军在昆明的东、南、北三个方面的阵地全部丢失,仅有城西土堆村仍有部队防守,但退路已被切断,杜文秀自公元1867年开始的东征就彻底失败了。
东征昆明,是杜文秀发动起义以后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其失败是杜文秀领导的起义战争由胜利而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杜文秀的20万东征大军,是起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几乎完全损失在东征昆明的战场上。从此,清军和义军在数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军已超过十万之众,而杜家军的力量已是今非昔比了。
公元1872年,清军围困大理,12月26日,杜文秀服毒后,走向清军占领阵地……
坚持了16年之久的云南回民起义以失败而告终。杜文秀义军在昆明城下上演了一幕悲壮而惨烈的围城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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