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化中的春融天下
庄蹻“变服称王”打造滇国
两千多年前出现在滇池地区的滇国，就是滇池地区的原生态文化和荆楚移民文化相融合的结果。战国后期，楚国大将庄蹻沿长江而上，一直打到滇池，换上当地人民的服饰，改从当地人民的风俗，自称滇王。《史记》中称“变服称王”，滇池地区的历史从此第一次走进中原朝廷的历史典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学家在滇池东岸晋城镇旁的石寨山和天子庙先后发现了古滇王族墓群，出土的青铜器显示出当时滇池地区农业、渔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器本身也在中国青铜文化中自成体系，独树一帜，被称为石寨山青铜文化。这个灿烂的青铜文化，就是滇池地区早期移民文化的结晶。
蜀地工匠建造东西寺塔
1241年前，唐代的南诏政权在兴建拓东城时，从洱海地区迁来了不少居民，形成了又一次移民高峰。今天的圆通寺就始建于此时，当时叫补陀罗寺，祭的是观音菩萨，密教佛教的保护神，同时也是南诏的开国神和保护神。后来在昆明又建起了规模宏大的觉照寺和慧光寺开工修建，同时开工的还有二座大寺的寺塔，即今天的东寺塔和西寺塔，主持人就是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当时王嵯巅从今天的四川一带抓来了不少工匠技师，主要就安置在拓东城。这些工匠主要就是修建佛寺和佛塔。拓东城的建立和南诏、中原文化的融合，拓东城的政治、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南诏和大理国的东都，都和移民的贡献分不开。
赛典赤建文庙兴水利
元初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进入云南，有学者估计，先后进入云南的蒙古军队不下20万，其中不少留在昆明， 今天昆明的回族和蒙古族先民大都是当年随忽必烈和赛典赤进入云南的，至今回族仍然是昆明的一个人口较多的世居民族，在安宁的雁塔村，还有蒙古族的后裔。此次大移民把伊斯兰教、中原儒教和禅宗佛教都带入了昆明，昆明的清真寺、文庙都始建于此时，筇竹寺也成为昆明最早的禅宗佛寺。在赛典赤的治理下，昆明地区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成为马可波罗笔下的“壮丽大城”。赛典赤修建的盘龙江、滇池水利工程，奠定了昆明水利的大格局，至今让昆明人受益。
明清两代“小南京”
明初平定云南后，有120万移民进入云南。元末云南还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边疆省，明初朱元璋大规模移民之后，这种情况才出现了变化。这些移民来到云南后，不少都留在昆明，昆明的人口结构也从此改变。所以此后几百年间，昆明的汉族甚至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都说自己的祖先是南京柳树湾人。由于昆明的南京籍人太多，被称为“小南京”，直到清末民初，昆明还保存着不少南京的市井习俗。昆明城市格局的发展，昆明历史经济文化的成形，也在这段时期内基本形成。
抗战移民造就“昆明第一”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成为后方重镇。滇缅公路的通车和后来驼峰航线的开通，昆明更成为中国联系海外的重要交通枢纽。几年之间，大量人口、资金、技术随着企业不断内迁昆明，地方工业迅速崛起，形成了海口、安宁、茨坝、马街四大工业区，军工、钢铁、机械、机电工业都有了相当的规模，进出口贸易爆增100多倍，厂矿人口由抗战前的2000多人激增至3万多人，城市人口由10万增加到30万。工业的崛起又促进了金融业和商业的发展，南屏街迅速成为金融商业中心，昆明经济一度繁荣空前，成为当时在中国抗战大后方仅次于重庆、成都的第三大工业区。
目前百万外来务工人员进入昆明，给昆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才刚刚被人们注意到。也许，评价这种影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相信，这些影响绝不仅仅是满街的“川味火锅”、“贵州糊辣鱼”、“傣家风味”、“景颇烧烤”等等。若干年以后，当我们回顾今日时，我们一定会大吃一惊：新的移民潮竟如此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昆明！（何在）
昆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