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状元到教授的袁嘉谷

 

袁嘉谷（1872－1937），石屏县人

　　云南地处边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而金榜题名者一直没有。直到清朝光绪29年（1903年），才有一位云南人在中国历史上唯一次的经济特科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才算是云南人在国家最高级考试中破了“天荒”。

　　先从这次考试的十年前说起：由于云南士子没有夺过全国科举的前列名次，云南的教育界、商界诸公一直耿耿于怀。当时云南的最高学府——五华书院可谓是英才济济，但怎样才能圆这个云南人的状元梦呢？笃信风水的大人物们发现：昆明作为云南省会，虽然龙气旺盛，但是就五 星而论，土、金、水、火四星很端正显明，只有东方木星为倒地木，所以不能出科举鼎甲之士，必须化解一番。

　　于是光绪18年(1892年)一些热心人士就在昆明城东边的相公堤上集资修了一座聚魁楼，来补五星风水。这时候，五华书院里有个有个秀才，名叫袁嘉谷，字树五，又字澍圃，云南石屏人，也参加了这个集资建楼的活动，只是他家境贫寒，只拿得出5钱银子。楼建好后，把捐资建楼的人名刻碑，袁嘉谷因为捐得最少，被列在最后一名。五华书院山长在这块碑上写道：“昔之才人文士，不能大魁天下者，以五 星不聚也。斯楼成，魁星聚，则有望于此后之人”。

　　十年后，云南人终于出了个状元，才有人恍然大悟“此后之人”暗合那块碑上刻名的最后一个人——袁嘉谷！

　　袁嘉谷在光绪29年（1903年）到北京参加的经济特科考试是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特设的一种科举考试科目，目的是破格选拔治国安邦人才，不考八股文，而代之以策论，参与考试者均为历届状元和进士，其难度远远高于八股考试，该次经济特科考试分初试和复试，阅卷大臣为张之洞等人。

　　当时初试试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袁嘉谷凭自己的渊博学识。下笔千言，一手深得王、欧神髓漂亮书法，足足写了32开，北京城尽传“32开学士”大名！初试后又复试，在慈禧太后和张之洞的批准下，袁嘉谷高中状元！

　　这其间还有个小插曲，本来第一名是梁士诒，熟悉近代史的读者知道，这也是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但慈禧刚刚绞杀了戊戌变法，对康梁正在缉拿，加上梁士诒也是广东人，就把梁刷了下去。

　　云南民间又是这样传说：袁嘉谷到北京后，因为囊中羞涩，只好住在一个庙里读书准备应考。庙中的老僧见袁写得一手好字，请他帮忙抄一本500罗汉名册。这本名册需毕恭毕敬一气写成，错一个字就必须重来。袁嘉谷写了好几遍才写好。到了慈禧太后主持殿试时，慈禧因为自己70寿诞将至，突发奇想，让殿试诸生写出500罗汉名字为自己祈福。于是只有袁嘉谷下笔如飞，一个不漏写出了500个名字。慈禧大喜，钦点袁嘉谷为状元！

　　袁嘉谷衣锦还乡，整个云南为之骄傲。不久，被任命为清政府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浙江提学使、浙江布政使。其间又被派往日本考察学政。

　　袁嘉谷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小学教材，还第一次把我国古代历法中二十八宿按日、月、火、水、木、金、土的次序排列，七日一周，周而复始，称为“七曜”的一周改称一星期，以“星期日、星期一 ……星期六”依次指称周内各日。也就是现在日本人还沿用记忆起来不方便的“七曜日”。被改成了星期。

　　辛亥革命后，袁嘉谷回到昆明，任云南都督蔡锷的参议等职。当时一帮清朝遗老以自尽来显示对封建王朝的忠心，袁嘉谷的岳父也自杀了。但袁嘉谷早已看透封建社会的衰落，他积极投身 革 命，道：“人各行其心之所安”。

　　1921年，袁嘉谷被聘为云南图书馆馆长，著述、整理云南历史文献。在他的挖掘和鉴定下，发现了昆阳的《马哈只碑》。第一次考证出了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的籍贯故里，使得世人才知道云南昆阳曾出过一位伟大的航海家。

　　1923年，云南大学的前身——东陆大学建立后，以重金聘袁嘉谷为国文教授。但袁嘉谷知道大学经费紧张，不但不要薪金，反而向学校捐款数千元。直到8年后才领取了第一份薪水。

　　袁嘉谷博学多才，讲课时座无虚席。培养了一大批日后的栋梁之才。又平易近人，他所创“袁体”书法，出自颜柳公，又收钱南园诸体，自成一家，特别以行楷见长，书法结体、用笔以峭拔、俊秀取胜。被誉为书中瑰宝，求书者远自日本而来。他却从不吝惜，凡有求者，都认真挥毫，以礼送之，在云南各地，至今尚存多处。

　　1937年，闻得77事变，日寇侵入中华，袁嘉谷忧愤成疾，在病重之际，起草《责倭寇》一文，尚未完成，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

　　袁嘉谷一生，从封建状元到爱国教授，经历可谓奇特，古今中外，无复二人。（风之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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