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文聚社”始末
1941年春，白色恐怖突降西南联大。党组织考虑到群社也处于危险之中，于是通知群社平时表现积极，较为暴露的骨干也撤离昆明。群社机关刊物《群声》的主编之一林元接到通知：“形势相当紧张，出完最后一期《群声》，你利用你的社会关系撤离隐蔽吧！”一个星期一的清晨，一期崭新的《群声》壁报吸引了众多师生：“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几个大字如银光闪射，重庆《新华日报》、沿岸《解放日报》和其他解放区出版的八开小报及十六开期刊上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跃入眼帘——这是一期《“皖南事变”剪报特辑》，是《群声》的终刊号。当天下午，林元到昆明西郊海源河一户人家躲避了起来。接着，《冬青》、《腊月》、《热风》等琳琅满目的壁报消失了，读书会、时事会、辩论会等没有了，嘹亮的歌声停歇了……
夏天开始，气氛渐区缓和。秋季开学，疏散出去的同学陆续回校上课。林元也回到了学校。此时，群社和冬青社又不可能恢复活动，他便想利用昆明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办刊物。他后来回忆说：
我是读中文的，平时爱写点散文、小说，不甘寂寞，便在十月间和马尔俄（蔡汉荣）、李典（李流丹）、马蹄（马杏坦）等商量办一个刊物。穆旦（查良铮）、杜运燮、刘北汜、田堃（王铁臣、王凝）、汪曾褀、辛代（方龄贵）、罗奇一（江瑞熙）、陈时（陈良时）等同学不但自己积极写稿支持，还出主意和帮助组织稿件，这就也成为文聚社的一分子了。这些人中，多数是群社的社员，或参加过群社的活动，有的是冬青文艺社社员。马杏坦、王铁臣是地下党员。冬青社是群社的一个文艺小组扩展成的，原属群社，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李流丹和马杏坦喜爱美术，学习版画，创刊号上就有他们的木刻创作。封面也是他们参加设计的。马尔俄是我的广东同乡，读的是经济系，但爱文学、音乐、写些散文、英文也不错，对西方文艺很感兴趣。他不问政治，但有是非感。办刊物要钱，当时有很多广东人在昆明做生意，有些我们认识，马尔俄还在昌生园当会计，他认识的生意人就更多，我们就通过这些人的关系，为《文聚》杂志拉广告。有广告费，刊物才得以办成。
经费问题解决后我们便向一些搞文学的老师请求支持，他们满口答应，都说昆明文坛太沉寂了，应该有一个刊物。《文聚》便以“昆明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名义出版，于1942年2月16日问世。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文聚社的唯一完整的材料，弥足珍贵。此外，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得到过文聚社骨干方龄贵先生的介绍，可以和文聚社创始人林元的文章相互参照：
文聚社，主要负责人是林元，我也是发起人之一。当时西南联大写文章的人都跟沈从文先生熟悉。我记得“文聚”之名就是沈从文先生起的。当时以“文”为名的刊物较多，如《文学》、《文丛》、《文摘》、《文献》、《文林》、《文艺》、《文笔》、《文苑》等，沈先生仿照这些名称，为我们的刊物起名《文聚》，社团相应叫“文聚社”。大力帮助林元的是他的广东老乡蔡汉荣（马尔俄）。办刊物很不容易。当时昆明金碧路的商人，十之八九是广东人。他们向广东的生意人请求赞助，经费靠广东生意人的支持。这样，《文聚》才能出版。
如今方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记忆清晰，注重基本材料，提供的东西至为可贵。方龄贵与林元交往很深，他俩曾同时考入西南联大，同住在昆中北院，同办《边风》壁报，同入冬青文艺社，又一同发起文聚社并扶持《文聚》杂志，因此方先生的回忆较为可靠。通过上引两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文聚社的缘起、发起人、主要成员、名称来源，起名者、思想倾向、社团性质、支持者、刊物经费来源、出版时间等基本情况。
需要重点阐释的是文聚社的性质和与冬青社的关系两个问题。
一些喜爱文学的人聚集在一起，研究文学、创作作品、经营刊物，以期推进文学的发展，这就是文学社团的基本特征，文聚社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文学研究者都把它当文学社团看待。我们认为，只要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组成，以文学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出版刊物、举行会议等为中心，旨在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团体，都应视为西南联大文学社。
关于文聚社与冬青社的关系，一些人在说到两个社团时，把他们当做彼此无关的社团，这就有悖于两个社团发展的事实了。林元在上引一段话中明确地说：文聚社的最初社员，“多数是群社社员，或参加过群社的活动，有的是冬青文艺社社员……文聚社与冬青社、群社，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从此可知，从发展关系看，是先有群社，再有冬青，而后文聚；从关系密切程度说，文聚社是先冬青后群社。这种关系居于冬青社由群社发展出来，文聚社由冬青社发展而来的历史事实。应该说，文聚社是在西南联大遭受政治高压的环境中，在借鉴冬青社“向外发展”方针的思考中，开创生存领地的新军。从最逐的成员或者如方龄贵所称的“发起人”来看，除李典和马蹄外，全都是冬青社社员，而且是冬青社的一些骨干分子。在学校公开活动已不可能和与《贵州日报》的合作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创办一份新的文学杂志，无疑是冬青社的最佳选择，所以，才会有以林元为首的几位冬青社骨干另立文聚社，出版《文聚》杂志的举动。李典和马蹄搞美术，尤长木刻和漫画，不写文学作品，所以没有参加冬青社。马蹄是群社骨干，文艺积极分子，后发起爱好美术的同学独立为热风社，出版《热风》壁报。李典可能参加过群社和热风社的活动。据方龄贵先生介绍：李典是华侨，搞木刻，不是西南联大学生，但他住在学生宿舍，因此参加了西南联大的一些活动。他现在在香港，是有名的美术家。看来，李典思想积极，有特长，确实参加过群社的活动，因而和林元的关系很好。但他不是学生，怎么能住在西南联大并参加学生活动呢？为此，笔者曾倾角过王彦铭老师。王老师说：西南联大学生很自由，入学报道时分给一个床位，管你住不住或住什么人。有的外人不仅住在学生宿舍，还去旁听老师讲课，参与学生活动。李典大概属于这样的校外人。杜运燮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冬青社与文聚社的关系，但是承认文聚与冬青的联系。他在《白发飘霜忆“冬青”》一文中说：冬青社社员林元毕业后，还在昆明编辑出版了文艺杂志《文聚》月刊。杜运燮1942年从军去了前线，不了解林元的具体情况，所以把林元的毕业时间记错了。林元毕业于1942年夏，《文聚》出刊时未毕业。由于时间记错，影响了他对文聚社从冬青社生发出来的判断，但他在文中强调“冬青社社员林元”，并把《文聚》和《中南文艺》副刊放在一起讲述，可见他认为《文聚》杂志是冬青社的一块园地，冬青社与文聚社关系密切。一句话，无论是林元还是杜运燮，都没有把文聚社看作独立于冬青社之外的社团。文聚社与冬青社的人员不是一般的“交叉”，他们本来就是同一群人。总之，文聚是“冬青”老树上长出的新枝，两个社团最逐是一个团体，两块牌子，后来文聚社逐步生根独立，长成大树了。
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