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徽州书法（上）

　　□ 吴一和

　　当下徽文化的学习研究风生水起、如火如荼，特别是对新安画派、徽派篆刻的研究体系日臻完善，研究发现也不断有新的斩获，这是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件幸事、好事。但是，对于徽州书法艺术的研究则显得有些冷清，著述不多、研究不足，甚至还存在评价不高的言论。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早有徽籍学者关注徽州书法这一地域文化现象和徽籍书家这一庞大群体。清末，徽州最后一个翰林许承尧曾在民国《歙县志》上列出近百名书法家，并注释：“然如金檠斋、巴子安、程让堂、洪稚存、汪容甫、胡城东、郑松莲辈，皆以书名而志不载，知所遗多矣。”“以上诸人，皆有书名，遗迹流传，为世所重。”他曾想将自己诸多见解撰写一部徽州书法史，惜因时局动荡未果。

　　已故徽籍学者、京城第一读书人——汪世清先生在明清美术史的研究上有着非凡的成就，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考辨徽州各类图书文献资料，特别是潜心于明清画史研究和新安画派研究。通过大量收集研究，他认为“歙县书法家，也很值得作专门研究。其实新安画派的特色之一，便是书画的相得益彰，可惜研究新安画派的专家却很少注意及此。”

　　由此可见，徽州书法作为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显得何等迫切而又必要。

　　中国书法与中国绘画的发展往往相伴相生，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书画同源”、“书画同体”和“书画同法”。这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独特现象。徽州地区的书法艺术发展也莫不如此，它的发展同样是与著名的新安画派以及徽派篆刻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根据黄宾虹考证，新安最早的画家是唐朝的薛稷和张志和二人。张志和的画迹今人已无从看到。而身为黟县县令又为唐代著名花鸟画家的薛稷，在《徽州府志》和《中国绘画史》中多有明确记载。他的绘画学阎立本，书法学褚遂良。《黄山丹青志》说“薛稷撰佛遗教经，及书佛石迹图传，石刻流传，载之典籍。其文词书法，且与图画并著而不朽”。这个记载则是薛稷书画并举的一个有力证明。

　　从唐末开始，古徽州崇教重学，文风日盛，遂成文化之邦。据记载，宋代徽州进士达624人，可谓人才济济、“名臣辈出”。其实，在这些饱读诗书的达官显宦中，就有不少人兼擅书画。譬如，北宋龙图阁待制、休宁人查道，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自幼就以书法辞章闻名乡里。据《宋史•查道传》记载，査道“幼沉静不群，罕言笑，喜亲笔砚，以词学称。”

　　南宋最为著名的当属大理学家婺源人朱熹。他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与陆游、范成大、张孝祥并称“南宋四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朱熹善行、草，笔精墨妙，有晋人之风，被誉为“汉魏风骨”、“韵度润逸”。明王世贞《震泽集》说，朱熹的书法“无一不合书家矩度”。朱熹对于徽州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直接贡献，则是他两度回到家乡祭祖扫墓、访友讲学，并且留居数月，这对包括书法在内的徽州文化学术的传授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另一个徽籍著名书法家则是精通诗书的贤明宰相程元凤。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程元凤《识语》楷书帖和《呈提举郎中札子》行书帖，一直被视作历代著名碑帖。

　　即使是为外族统治时间不长的元代，也有徽籍书家不凡的表现。由宋入元的歙县籍知名书法家方回，其节操虽在历史上颇为世人讥笑，但诗评和书法水平较高。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方回行书《得救帖》纸本，笔力精劲、结体端方，笔法和点画都深受赵孟頫影响，可以看出其在《兰亭序》上下过相当的功夫。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