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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文化与徽文化在皖南的交汇(三)

发布时间:2021-08-06 10:09:43

  □ 黄山区 戴新彪 戴红莲

  四、吴越文化与徽文化在泾、太两地的表现

  吴越文化和徽文化是泾县、太平(现黄山区)两地的根基,好比房屋中的两根柱子,不可抽走一根,两地文化民俗、名人和古建筑可以说明这一点。

  泾县,处长江南岸与皖南山区交接地带。“枕徽襟池,缘江带河”,这是说连着徽州,又与池州交织,按吴越文化划分范围,又处芜、宣之内,西汉和东汉时期,即公元前109年,泾县属丹阳郡。公元281年,丹阳郡又划分两个郡,一个仍名丹阳郡,另一个名宣城郡。泾县属宣城郡。

  太平县,现为黄山区,历史上属泾县。公元745年,即唐天宝四年,割泾县西南十四乡置太平县,历史上与宣城、旌德、南陵、泾县、宁国同属宣城郡、宁国府管辖下,与泾县同为吴越文化圈内。

  这两地古代与徽州一样,以“山越”土著居民为主体,东汉山越成为强宗大族,其后,随朝代更迭,兵祸战乱以及水旱灾害,造成多次人口急剧下降和大批流徙。到了明清时期,徽州人口突增,山地容纳不了,为找生计,徽民一部分迁往泾、太两县。据大姓的一些家谱记载,他们有很多一部分是从徽州迁往泾、太两县的,尤其从歙县、屯溪迁往泾、太两地最多,如泾县的陈姓,云岭镇陈家就是从歙县迁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的故里,泾县厚岸王家就是从徽州祁门县闪里镇迁入泾县的,称“新安琅琊王氏”。还有其他一些姓氏。在黄山区,如新华乡的黄姓,是明代从休宁迁入太平县;程姓,从歙县迁太平;徐姓,从歙县迁太平;戴姓,从休宁隆阜(现为屯溪区)迁太平;郑姓,从祁门迁太平;这两县记载他们为客户。随着时间一长,后来对徽州迁入的不再叫客户,对北方迁来户仍称客户。民国时期,乡镇配有户籍管理人员,进行户口登记,为便于管理,彻底取消客户(籍)、主户(本县籍)的之分,现在每人户口本上的籍贯地能看出他原籍在何处,一般只以建国后迁入的计算。

  (一)语言上的共性与异性

  泾、太(黄山区)两地在语言上,虽然语音差别很大,但都属于宣州吴语,也称皖南吴语。吴语来历是宣城这一带历史上属吴国,故在吴国内的语言称吴语。吴语与徽语一样是现代汉语中十大方言之一。据《泾县志》记载:“泾县话属于安徽省境内的宣州吴语。宣州吴语区还包括铜陵市郊、铜陵县、石台县、太平县、南陵县(圩区)、芜湖县(圩区)、当涂县(圩区)、宣城县(圩区)”。泾县的方言,有泾县话、外地话两种。外地话是历史上江北地区迁来的一些户,如孤峰、童疃一带人讲怀宁话,汀溪和包合一带人讲湖北话,爱民一带人讲安庆话。靠宣城的乡镇如琴溪镇不少人讲宣城话。泾县话分四小片,有县城话、黄田话、章渡话、厚岸话。厚岸话准确说是泾县西乡话,200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与日本和北大、苏州大学对皖南语种考察时,发现泾县桃花潭一带(包括厚岸)语言与陕西凤翔一带语言相似,经查,该地隋朝万氏一支移民从陕西转江西豫鄣(现南昌)而入。后来与当地土著语言相触入,经过几千年而成了泾县西南乡的主要语言。此语言一直延伸到黄山区的新丰乡、新华乡、龙门乡的北岸几个村。泾县厚岸的查济话至今仍将我自称为“俺”,家谱记载:查姓从山东济南而迁入,山东人的自称仍保持现在,连从歙县迁入厚岸的王姓也跟着自称“俺”。泾县话整体来说,发音重,坚硬,不留后尾,呼叫韵母4个调,有芜湖、宣城话音的元素。

  《黄山区志》记载:“太平话,仙源、甘棠、耿城、三口、新明、焦村、龙门乡的大部分及贤村乡的上岭村、谭家桥的长源村、罗村等处土著居民说太平话。属吴语宣州片太平小片,是宣州吴语的代表性地点方言。”县城话应称太平话,受迁入此地的山东人影响很大,主要以甘棠崔氏为主。据崔氏家谱记载,崔姓原籍山东,宋末,崔寿一由宣城洪林桥迁居太平县,元代崔喜翁定居东乡甘棠。崔姓虽在宣城繁衍多代,因祖籍山东,仍保留北方“俺”的变种,自称“啊里”,不过强悍的音弱了,与泾县查济同一从山东而来查姓发出的“俺”也有所不同了。崔姓经过与宣城话的融合,来到太平与土著语言的渗透,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语言,因此语言基本在甘棠、仙源两地居多,后人称这种语言为太平话。广阳、乌石、永丰、秧溪(现已淹没)等地是秧溪话。这一带受泾县西南方语言和青阳语言影响,演变一种秧溪话。新明、三口、焦村(靠外)、龙门(靠南)等地,受县城话影响,也讲太平话。谭家桥茶林场一带有许多村民讲怀宁话,经查,这里村民是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逃避灾荒迁入的怀宁人。新丰、新华、永丰,龙门北岸等地语言为泾县话。以甘棠、仙源为中心的太平话音与徽州语有根本区别,有青阳话音的元素,声调柔性,拖音较重,呼叫韵母6个调,与泾县话调值也有很大差别。

  皖南地区各县的吴语后来与江苏、浙江一带的吴语出现了大的区别。主要原因是与历史上多次移民有关。第一次是永嘉之乱造成北方人大量南流,并在沿江一带设置侨郡县,使沿江许多操吴语的城市变成说江淮官话的重要原因。第二次是晚清移民。太平军战争之后,处于战事频繁的皖南一些县土著居民大都逃离和伤亡,加之瘟疫流行,死亡殆尽,造成大片土地荒芜。清政府为了恢复战后农业,便鼓励各省移民入迁皖南。第三次是抗日战争暴发。日军第六师团参与南京大屠杀后于12月21日进驻芜湖,大肆烧杀淫掳,造成南京、芜湖等沿江城市的机关、学校、工厂及避难市民先后大批迁移皖南各地。这么多人带来的江淮官话,使皖南吴语又受到了一次大范围、最直接的冲击。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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