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提“徽州”

　　毛泽东一生未到过徽州，但他对地理语境下的徽州并不陌生。在他伟大光辉的生涯中，曾先后三次在重要文件和重要讲话中提到“徽州”。

　　毛泽东第一次提“徽州”是在军事电报中。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单方面撕毁了“双十协定”，全面发动了内战。为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的新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在节节败退面前，国民党政府玩起了两面手法，一面与中共“和谈”和平建国，一面加紧备战。毛泽东和党中央以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在国民党政府蓄意拖延签字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解放南京的军事部署。在最后限定时间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和朱德果断地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即解放了南京，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反动政权宣告灭亡。

　　1949年4月18日，在作关于渡江解放南京的作战部署的重大决策时，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总前委转）的绝密军事电报中首次提到了“徽州”。电报指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为任何的改变。”“总前委主张待渡江任务完成后，以陈谢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公路东进；以宋郭九兵团监视芜湖、南京，主力位于南京以南；以陈庚四兵团接替九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南京；王谭七兵团、杨苏五兵团的任务照原规定不变等项，我们认为目前可以照此预拟施行。待粟、张方面渡江后所遇敌情变化明了以后，如须有所变更，再按情况临时改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485—48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之“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手稿刊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提出“以陈谢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公路东进”，可见徽州的军事战略地位是十分突出的。这份写有“徽州”字眼的电报，为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第二次提“徽州”，则是在1959年西藏平叛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促进西藏的和平解放，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然而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农奴制度，在国外势力策动下，蓄意破坏“和平协议”，于1959年3月宣布“西藏独立”，并在拉萨及其它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彻底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命令驻藏人民解放军实施平叛。结果在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指挥下，驻藏人民解放军以五万兵力全面平息了由拉萨蔓延到山南等其它地区的武装叛乱。西藏叛乱的平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彻底地为西藏民主改革开辟了道路。

　　这本属于中国内政的一次必须的正确的平叛活动，却受到了来自美国、日本等西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一时抨华舆论甚嚣尘上，说什么没有二十万军队进藏平不了叛，西藏山高路远地险解放军进不了藏等等，当时显居台湾国民党阵营、思想倾美的胡适，也呼应美日反华舆论，屡提反面意见，频发负面主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不可能翻山越岭完成对西藏“革命军”（胡适称叛乱分子为“革命军”）的平叛的。为此，西藏叛乱平息后，毛泽东在4月15日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针对美、日等西方的敌对舆论，深刻地阐述了“是同情少数人”、“还是同情多数人”的立场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严正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地同情西藏“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政治立场。他用既定的事实和胜利的战果，对美、日以及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再次提到了“徽州”。

　　毛泽东说：“……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么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在这个批驳讲话中，毛泽东五言“徽州”，能感觉出“徽州”这一关键词在文中的价值和份量。(《关于西藏平叛》，《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西藏平叛结束后的4月28日，毛泽东又一次提到“徽州”。这次是在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电讯稿中提及的，是毛泽东第三次提及“徽州”。

　　在这篇“新华社(四月)廿八日电”中，毛泽东写道：“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家乡安徽省徽州府地方，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日本人不敢去。西藏的地形特别的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段通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胡适在这里实行了他的所谓‘大胆的假设’，可是看不见他的所谓‘小心的求证’。”“西藏的地形很高，空气较薄，也吓坏了很多对于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乐坏了世界上大部分资产阶级。前者说，恐怕有些困难吧。汉人帮助藏人进行平叛战争，进行社会改革，实行必要，困难必多。后者说，一定不行，至少是长期的。朋友们，敌人们，你们都错了。寇能往，我为什么不能往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29—23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文中，不仅提到了“徽州府”，而且对徽州有了“山不甚高，水不甚深”的描述，明显地加深了对徽州的印象。但这篇藐视帝国主义、无畏艰难困苦、具有犀利“杀伤力”的新闻稿，因缓和当时国际国内时局气氛计并未付诸公开发表，成了现代史上的一桩秘事珍闻。

　　“徽州”，作为一个中国地理上的名字，能在毛泽东的经韬纬略中浸墨占位，充分地说明“徽州”在毛泽东的“脑库”里是留存有深刻的印记的。这也让“徽州”有了登录中国现代史的正大光明的名份，其所蕴含映现的特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将是永远的。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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