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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书四大家

发布时间:2022-08-05 11:23:44

  □ 歙县 邵宝振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征集的以及武英殿所有的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该书从1772年开始,经10年编成,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亲自组织的,因而也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四库全书》的编纂之初便是广泛征集图书,在地方官员及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共征集图书12237种,以江浙两省最多,私人藏书家马裕、范懋柱、鲍士恭、汪启淑四家献书在500种以上,其中不乏珍贵善本。乾隆因此在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十四日下发圣旨,特赐四家《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值得骄傲的是,四位私人藏书家除范懋柱(约1718—1788年,字汉衡。献书638种)为宁波天一阁范钦(1506—1585年,明代著名藏书家)的八世孙外,其余三位皆是徽州人。

  马裕,字元益,号话山,工诗善文,精于长短句,为马曰琯之子。时献书776种,为全国之冠。马曰琯(1687—1755年),字秋玉,号嶰谷,徽州祁门人,祖父马承运始业盐两淮,马曰琯自小侨居扬州,世代经营盐业。清代著名盐商、藏书家,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弟马曰璐同以诗名,人称“扬州二马”。马曰琯家庭豪富,但为人慷慨,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捐资开掘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等。马曰琯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不惜费资刻印书籍,如刻朱彝尊的《经义考》一书;花千金装潢蒋衡所抄写的《十三经》;先后刊刻许慎的《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时人称这批书为“马版”。马氏爱书如命,闻有秘本,均不惜高价购藏,建藏书楼名小玲珑山馆,藏书多达10余万卷。马氏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受乾隆皇帝褒奖,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平定伊犁金川诗图》一幅,并亲题《鹖冠子》相赠。马曰琯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雅士,雍正年间,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四方人士闻名造庐,授餐经年,无倦色”。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金农、郑板桥、陈章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马曰琯曾自为盟主,同厉鹗等人结“邗江吟社”,吟诗作赋、游历山水。马曰琯还替郑板桥还清债务,袁枚说马曰琯“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

  鲍士恭,歙县长塘人,清代藏书家。藏书家鲍廷博之子,寓居浙江桐乡青镇(今乌镇)。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征集天下遗书,奉父命献上图书626种。鲍廷博(1728—1841年),字以文,号渌饮。与其父鲍思诩(富商)俱嗜书,致力搜求海内宋元善本,不惜重金购求。并与江浙各大藏书家互有交往,相互借阅抄录,流传至今尚有140余种。他精于古籍鉴赏,其书稿内容、真伪、优劣、版本、收藏等情无不脱口而出而无差错。在杭州建藏书楼,名“知不足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命子鲍士恭呈献家藏精本,受到乾隆帝的嘉奖,诏还原书后,还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及《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战图》各一册,并在《唐阙史》、《宋仁宗武经总要》上题谕诗:“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长编大部都庋阁,小说卮言亦入橱。”延师刊刻精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刊刻蒲松龄遗稿《聊斋志异》16卷431篇,为该书最早刻本。继后,将家藏孤本刊刻成《知不足斋丛书》公之于世。子鲍士恭、孙鲍正言祖孙三代共辑有《知不足斋丛书》30集。其中前27集由鲍廷博所刻,共收书207种781卷,该丛书所收诸书皆为首尾完整的足本,多流传稀少的抄本,且校雠精,受到历代藏书家的珍爱。

  汪启淑(1728—1800年),字慎仪、秀峰,号讱庵,别号印癖先生,歙县绵潭人。官至兵部郎中,寓居杭州小粉场,名其居为“飞鸿堂”。其父为盐商,经营多年而家富资财。汪启淑富而好礼,喜结交当世名士,金石书画无所不好。汪启淑是一位藏书家,他的“开万楼”藏书甚富,达数千种。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献家藏珍集524种,得到了乾隆帝的褒奖,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并在汪启淑进献的《建康实录》、《钱塘遗事》上分别题诗赐还。后又分别在清乾隆四十一年和五十二年赐给《平定伊犁战图》和《小金川战图》各一册。汪启淑在故里歙县绵潭建“御书楼”,珍藏御赐的诗、书。汪启淑还是一位杰出的藏印家,尤酷嗜印章,搜罗自周、秦迄元、明印至数万钮。刊行有《时贤印谱》40余卷、《续印人传》8卷、《枕宝印萃》4册、《秋室印萃》6册、《退斋印类》4册、《飞鸿堂印谱》3集等。他工诗好古,与文人学士相唱和,著有《讱庵诗存》、《水曹清暇录》、《小粉场杂记》等。

  徽州“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如吴少徵、舒雅诸前哲,悉著望一时,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歙事闲谭》第18卷《歙风俗礼教考》)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宋元以来徽州著书立说、刊行典籍、收藏善本蔚然成风。如歙县虬村的黄氏刻工传承数百年;休宁的胡正言(1580—1671年)在南京创办的十竹斋刻坊为明末清初金陵的徽派名坊。清代徽州的三位献书家既为徽商世家,亦为藏书世家,集藏书、刊行于一体。他们对古代典籍及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也是徽商贾而好儒的一个明证。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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