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恂与戴震

　　□ 程 鸣

　　精于《三礼》的清代著名学者程恂(约1697-约1750)和博通古今、尤长于考据之学、深究《三礼》的江永(1681-1762)都是戴震的前辈学者，都是戴震学术生涯的引路人，都对戴震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关史料表明，戴震在乾隆十年(1745)拜江永为师之前，已在乾隆七年(1742)先拜程恂为师，投在程恂门下。程恂还是戴震拜江永为师的引荐人。

　　程恂，字慄也，一作栗也，号燕侯，前清江南省徽州府休宁县山斗人。

　　雍正二年(1724)，程恂参加科考，登甲辰科陈惪华榜三甲第十三名进士，选庶吉士,官授直隶定州知府,继而升任北运河同知。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学者型官员程恂在其任内，虽不善于为政，而以学术见长，但他却曾捐俸千金,为保定莲池书院置办学产。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地方官吏，能为辖下捐赠个人俸禄来办实事，这一点难能可贵。

　　程恂从政为官之余，不忘博览群书，钻研学问。

　　乾隆元年(1736)，朝廷诏令全国各地荐举应试博学鸿词。当时，各地共荐举200余人，程恂得到时任兵部尚书、直隶总督李卫的青睐而被荐举。9月28日，乾隆皇帝亲临保和殿面试，当时参与考试者共176人(尚有50多人没参加考试)。而最后被录取上榜者，总共只有15人。其难度或不亚于当今之考博士。杭世骏等5人被录取为一等，程恂与齐召南等10人则被录取为二等。此后，程恂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官至左春坊左中允。故后来程恂又被叫做程中允。

　　俗话说:“子以父贵，父以子荣。”还有一句稍带贬义的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两句俗语一褒一贬，包含的道理却相同。道光版《休宁县志》卷十一《仕宦·封赠》载：“程国龙，以孙恂驰赠征侍郎翰林院检讨;程大儒，以子恂封征侍郎翰林院检讨。”由此记载可知，程恂祖父程国龙和父亲程大儒，都因为程恂而受到朝廷的封赠。

　　乾隆二年(1737)，朝廷开三礼馆，纂修《三礼义疏》。精于《三礼》的程恂被选拔出来，以翰林院检讨之身份，充任三礼馆纂修官。其间，程恂除主要与李清植等负责校勘《三礼》外，经常讨论礼器、礼仪制度等，还参与进呈讲义之撰写。《三礼义疏》这部巨著，历经十二年，在乾隆十三年十月(1748)修竣。

　　程恂在京都供职时，曾经延请年长自己十五六岁的同乡学者、婺源人江永随他北上，进入京都，慎修于邸舍，并多次与江永谈论《礼》，学益深博。

　　乾隆五年(1740)，十八岁的戴震随父亲客居江西南丰，又课学童于福建邵武。

　　乾隆六年(1741)，江永跟随程恂北上，进入京都。这是江永毕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开家乡徽州，前往京城。京都之行，让年已花甲的饱学之士江永在京城学界大展风釆，初步展示了徽州学术、徽州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让江永开阔了眼界，拓阔了视野，结交了新朋友。

　　当时，朝廷正开馆纂修《三礼》。其时，安庆桐城人方苞担任《三礼义疏》副总裁、《周礼》总裁，程恂正与江苏宜兴人、乾隆二年(1737)登进士第的吴绂(字方来)共同辅助方苞。

　　见到江永，被清圣祖称为“学问天下莫不闻”的方苞却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向江永讨教。

　　乾隆七年(1742)，二十岁的戴震回到家乡休宁隆阜(今屯溪区隆阜)。此时，戴震通过顽强而刻苦钻研和拜师求学，已经学问大进，气度不凡。

　　年长戴震近三十岁的休宁同乡程恂老先生阅历颇深，见过各色人等，识人经验丰富，一见戴震，大喜过望，慧眼识才，觉得戴震非池中之物，对戴震爱重、欣赏有加。

　　程恂当面称赞戴震说:“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戴震，你是一个拥有远大志向与报负、并且学问赅博的人。我见过的人多啊!凭借你戴震的水平和能力，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做高官，享厚禄，誉满天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对你而言，实在不值得一说。”

　　后来，虽然纵观戴震一生，并没有做过什么高官，也没享受过丰厚的俸禄。戴震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而已。但是，戴震却在学术领域铸就了一座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巅峰。

　　笔者认为，当年，程恂对戴震也总算没看走眼，而他对戴震的赞誉也绝非虚夸之言、溢美之辞，这可能其中蕴含着一位学术前辈对后学者的期盼与激励。

　　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及纪昀《考工记图序》云，程恂是第一个赏识和推介戴震之学人，而且还是戴震拜师于江永的引荐人。

　　戴震不仅当面获得程恂的赞誉，而且也以程恂为师，虚心向其问学。程恂与戴震之情分就是如此之浓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十九年(1754)，隆阜戴氏族中豪强侵占戴震祖坟，他不得已诉讼，但豪强贿赂县令，上下勾结，反诬戴震有罪。

　　为躲避迫害，戴震避难北上进入京都。因衣食无着，戴震只得暂住在京城内的歙县会馆。

　　而戴震北上至京都时，程恂虽早已谢世，但程恂健在时已经在戴震没到京都前就向齐召南等京师著名学者推荐和介绍了戴震的为人及其著述，有意无意地在京师著名学者心目中为戴震树立起了良好形象，冥冥之中为后来戴震到京城奠定了立足之基石。

　　在京都，一天，戴震造访被后人誉为“中国十八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钱大昕(1728—1804)，纵论学问，钱大昕感叹地赞誉戴震：“真是天下奇才。”

　　当时，礼部侍郎秦蕙田(1702—1764)编撰《五礼通考》，想要找精通天文历算的人。钱大昕随即推荐了戴震。秦蕙田立刻命驾访之，后来邀请戴震到府中讲授授时。

　　而其时纪昀(字晓岚)、王昶、王鸣盛、朱筠等京城一众名士，听闻徽州戴震的到来，也纷纷与他定交。纪昀还让戴震住于自己宅第之中。同时，戴震的《勾股割圜记》被秦蕙田全文刊载，《考工记图注》则由纪昀刻印，戴震因此名震京城。

　　戴震此番京都行，学术上收获满满，除了他自身的实力外，实际上还得益于程恂健在时向京都著名学者推荐和介绍戴震及其著述所作的铺垫。

　　乾隆二十年(1755)，纪昀谋划刻印戴震《考工记图注》一书，并且撰写书序曰：“戴君语余曰：昔丁卯、戊辰间，先师程中允出是书以示齐学士次风先生，学士一见而叹曰：‘诚奇书也’!”这里“程中允”，就是程恂，“齐学士次风先生”，就是与程恂同登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特科的著名学者齐召南。

　　显而易见，戴震称呼已经逝世的程恂为“先师”，这表明戴震曾正式拜师于程恂，这也与戴震没北上至京都而程恂已向京城著名学者推荐、介绍戴震及其著述呼应起来。

　　戴震对纪晓岚称呼程恂为其“先师”，不仅可以看出程恂是躬身教诲过戴震，是戴震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位引路人，而且也可以看出戴震是知恩感恩、尊敬师长的，尽管程恂此时已不在人世，但戴震对程恂的尊崇之情却充溢于“先师”之称谓中。

　　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七年”条目中记述了程恂初见戴震就“大爱重之”，并且将其引见于江永。可见程恂是戴震拜江永为师的引荐人。

　　众所周知，江永是对戴震学术影响最大之人，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程恂与江永关系极为密切，他对戴震乃至皖派学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江永唯一一次离开家乡徽州北上，进入京都，并且与京城学者讲论礼学，就是在程恂的邀请之下而成行的。倘若没有程恂的邀请，那么江永很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与京城著名学者坐而论道，切磋学问。

　　《江慎修先生年谱》记载：“乾隆五年(1740)八月，同程太史入都，三礼馆总裁方公苞、编修吴公殷勤问难，光禄梅公毂成、学士熊公晖吉、编修杭公世骏、部郎胡公蚊龄俱就讲学焉。”

　　这一年，江永已60岁高龄，京师之行使他饮誉海内，也使海内学者初步了解了徽州学术、徽州文化之博大精深。

　　乾隆十一年(1746)，清廷校刻《十三经》，程恂是修校官之一。乾隆十二年(1747)，清廷诏令续修《大清会典》，程恂又担任纂修官。《四库全书》收录的《御览经史讲义》之《礼记·月令》“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一节讲义，也署名为“检讨臣程恂”。此外，乾隆十三年(1748)，程恂还担任过会试同考官。

　　总而言之，程恂虽为官员，但确实是以学者著称于世的，其礼学造诣尤著。清代学者李富孙辑录的《鹤征后录》称程恂“尤精于三礼”，“与李少宗伯清植同刊《仪礼》之误，极为研审”，这并非粉饰之词。

　　慧眼识才之程恂与知恩尊师之戴震，皆是家乡徽州之先贤。他们学问之赅博，学品之卓越，堪为当今徽州后学之楷模，值得当今徽人效仿与学习。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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