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同治明治以降,两国“礼”与“兵”的往来愈加频繁,双方都怀着或善或恶的意图想了解对方,各种形式的见闻笔记随之涌现。已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凭一己之力就搜集了227种中国人的“东游日记”,而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的“中国游记”更逾四百种之多。
如果说当年中国的没落和日本的扩张使得来华的日本人都多多少少显得有些居心叵测、其旅行笔记也难免由此带上目的和偏见的话,芥川龙之介的这本《中国游记》当属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外。这不仅源于他的文人身份和自小的中国文学熏陶,更因为当时年仅29岁的芥川仍是一副少年心肠,他对政局、国民、文化、风土、时尚、文人、妓女、美景、佳肴——一切的所见所感几乎怀有同等的好奇,加上他敏锐的感官和细腻的笔法,且对自己偶尔的自恋和憨拙并不掩饰,使整本书虽平实却不乏味,虽节奏缓慢却屡见妙笔。
其中拜访章太炎先生的情景最有戏剧效果:章先生的话“都是些彻头彻尾的以现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话题和社会话题”,一旁有人不厌其烦地翻译,芥川只好洗耳恭听,看着墙上的鳄鱼标本,竟然叹道,“鳄鱼啊,被制作成标本的你真是幸福啊。请怜悯一下我这个还活着的人吧。”这类细节令《中国游记》整体上仍以感官体验为重,所及之处保留着未经归纳和引申的天然纹理,读来倍有质感。
不少日本文人都对中国有一种文化乡愁,此种情感在芥川身上尤为明显。他游历中国的几个月间,亦有惊喜亦有失落亦有始料不及:“老大国”的日渐衰微让他感伤遗憾,肮脏狡猾的黄包车夫却令他心生厌恶;看到中国人吃猪下水心下不喜,见到筵席上珠光宝气的妓女离席后竟躲在外间用青菜下饭,又让他倍感亲切……但最终芥川还是感言:“我不是想回日本,而是想回北京。”芥川的中国之行,不仅见证了中国的历史,更见证了芥川自己的“中国乡愁”如何在活生生的世事人情涤荡下变得五味杂陈。同时也让后世的读者们,透过细腻雅致的语言,一瞥日本文人眼中的中国。
《中国游记》,[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1月版,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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