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文学发展概况

原住民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原住民文学兴起于1980年，此时正为台湾社会面临关键性转之际，不论在政治、社会、文化的面向上，莫不以台湾“本土化”作为最强烈的改革诉求。

　　原住民运动也于此波的热潮趁胜兴起，在不断的热血抗争中开始凝聚出属于原住民自己的“族群意识”。于是运动之外，以抗议为主题的原住民文学也渐渐地萌芽，作品在文字媒体上慢慢的取得发声位置，如：莫那能《美丽的稻穗》、拓拔斯？塔玛匹玛《情人与妓女》和《最后的猎人》等，都极具代表性。

　　1987年及1989年间吴锦发先生编辑两本选集：《台湾山地小说选》及《台湾山地散文选》，二书中同时收入汉人与原住民描写与山地相关的作品，并提出“山地文学”来界定此一特出的文类。到了1989年7月21日则调整为目前通用的“原住民文学”一词，主要的原因在于：

　　所谓原住民忠实的文学纪录者已随着社会现实的冲击，以一支笔抗议整个体制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压迫，遂产生了第一批原住民社会培养的优秀作家。…….台湾真正出现第一批原住民作家……

＜论台湾原住民现代文学＞19897/21~26刊于《民众日报》

　　这样界定的调整可以看出，评论者关注点从以空间为主的“山地”变成将重心放在族群身分的“原住民”上，也正是这样的焦点转移才更能清楚的去突显原住民文学它本身的特别意义所在：对原住民族群经验的重视，及区别于主流的汉文化的创作。之后的原住民文学的发展，也多是延续吴锦发先生的观点加以开发突破。由以上观之，可以知道1981年的原运，一方面启发了原住民对自我族群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成为所有后来的原住民文学创作者的母题和写作动力所在。八○年代原住民汉语文学的开展，其实象征了一种时代性的意义，那即是：没有文字的原住民族群，经由汉语的书写系统，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去证明自我的存在。

　　1993年《山海文化》双月刊创办，则代表了另一个里程碑，孙大川以其卑南族的身分，在〈山海世界—《山海文化》双月刊创刊号序文〉中标举出别于汉文化以“山海”为主为依归的原住民文化代表了另一个台湾经验：

　　对原住民而言，“山海”的象征，不单是空间的，也是人性的。它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了台湾“本土化”运动，向宝岛山海空间格局的真实回归；但一方面也强烈凸显了人类向“自然”回归的人性要求。它不同于愈来愈矫情，愈来愈来都市化、市场化的“台湾文学”，也不同于充满政治意涵的所谓“台语文学”。长久以来，原住民卑微、苦难的经验，使他们的文学笔触、艺术造形以及文化反省，更能触及到生命的本质和人性的底层。

　　更进一步的他希望非原住民的创作者加入，并企图连结第三世界少数民族的文学，开展更大的视野。除了山海杂志外，许多主流的文学平面媒体也跟进并鼓励形成一股风潮，如：《联合文学》、《文学台湾》、《台湾日报》等，于是在文学市场热烈的运作下，原住民文学在量与质上都有大幅的成长。而九○年代末，学术评论方面原住民文学俨然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不论是单篇论文或者是硕、博士论文对此议题的开发已经大大的拓展原先的领域了。

　　书写语言文字的问题

　　原住民文学创作面临最大也是最先碰到的障碍，即是书写语言文字的问题。

　　由于其族群本身并无发展出文字的符号媒介，他们的经验的流传多以口传为主并融于生活文化之中。也就是这个因素的限制，每当原住民创作者要开始书写自己的经验的时候，都必须经由汉语的“再翻译”才能够呈现出来，所以也有人将这种称作为“原住民汉语文学”，而能够书写创作原住民文学的作家，清一色都是战后出生并接受现代教育的原住民知识分子。

　　然而，汉文化和原住民文化的差异，往往会造成书写语言文字上的隔阂及阻碍，是故目前的原住民文学创作者，除却完全以汉文作为书写的工具之外，其它诸如以族语拼音、汉译对照、并排书写的策略，或者以拼音文字来书写，则成为另外一个突破局限的方式，如：泰雅族的娃利斯？罗干《泰雅脚踪》就是以罗马拼音文字来书写，企图以此更加贴近泰雅族的文化；夏曼？蓝波安的《八代湾的神话》及夏本？奇伯爱雅《钓到雨鞋》采取折衷的方式，运用并排书写汉译对照，如是的尝试，却牵涉到母语的书写表达能力及汉译的精确度，仍有待克服。

　　虽然有论者不断呼吁强调母语创作的重要性，不过就实际面上来看，直接以汉语创作原住民文学，虽非上上策，但若能论以特殊的语言模式去创造出独有的“汉语风格”，反倒一方面可以形成沟通的管道；另外一方面则造成对主流文化的颠覆。

　　瓦历斯？诺干认为第二届“台湾文学奖”布农族霍斯陆曼？伐伐小说语言（李乔认为他小说中语言：“汉人语言习惯上，总是怪怪的。”）特色，正是一种对中心语言的弃用。更进一步的，也经由这样的逆写，让原住民书写的去殖民能够展开。于是乎，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汉语书写的原住民文学仍为主要的方式。

　　从抗议的主题到对女性、性别的省思

　　在书写内容主题上的呈现，则大致上可以区分成四类：

　　（一）控诉及抗议：

　　这可以说是原住民文学的基调，表达出原住民在这块岛上所遭遇的各种不公平待遇，尤其是殖民的惨痛经验及不平等的汉原关系，成为重要的书写焦点所在。以最早用汉语发表诗歌的莫那能的《美丽稻穗》堪称最具代表性，书中的诗句简单明白却深具震撼力︰“回答”毫不保留地控诉原住民被殖民的不平等遭遇，于是莫那能直接的控诉成为早期原住民文学最鲜明的存在。而这些的控诉的内容，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有更多新的面向：田雅各布的文章不强调对立，并时时流露人道精神，引起的是更多深沉的自省；瓦历斯？诺干以后殖民论述去谈论，将抗议的层面提到理论的层次；阿女乌则以女性创作的立场，以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切入介于原住民女性和汉人女性间的不对等关系，开发出更多元的面貌。

　　（二）认同的焦虑：

　　由于汉文化的强势入侵，部落文化不得不面临没落的处境，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促使原住民非得去正视认同的问题，而如此引发的焦虑，成为原住民文学创作者反思的所在，孙大川《久久酒一次》、《山海世界》、《夹缝中的族群建构》等书，对此议题有深刻的思考。

　　（三）对原住民文化的重新审视：

　　在岛屿美丽的山海环绕之下，学会和大自然和平共处是原住民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然而强势的主流文化带来则是部落文化的消逝及忽略，受过现代教育洗礼的原住民作家处于这两个文化之下，开始重新去面对及体验原住民文化背后所带来的意义，及其与原住民存在的关系，这样的课题成为近年来书写的焦点。夏曼？蓝波安《冷海情深》中以作者本身返回部落的经验为故事主题，是为最佳代表。书中以“我”在不顾众人反对回归最原初的生活模式作为起点，开始了作家对达悟族海洋文化的省思，另外对于现代生活之反省，更突显出主流文化对环境破坏的视而不见。

　　（四）女性／性别：

　　就目前创作状况来说，原住民女性作家仍属于少数，观察孙大川于2003年编选的《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共七大本，分为小说、散文、诗、评论四类。），里头收录的原住民女性作家也仅仅有︰刘武香梅、里慕伊？阿纪、利格拉乐？阿女乌、董恕明四位，而真正持续发表作品也只有利格拉乐？阿女乌一人而已。不过，她们的出现却为原住民文学带来更多复杂的议题，提供出有别于男性原住民创作者的视角。以利格拉乐？阿女乌为例，一半排湾族一半外省的女性身分，使她成为台湾社会的边缘弱势者，散文集《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对排湾族母亲的生命历程及对童年不愉快记忆的着墨，充分见证出原住民女性的生活境况。除此之外，一段婚姻的经历更让她思考在原住民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原运背后可能隐藏的性别阶级的差异，这种深入性别与女性议题的开发，皆是原住民男性创作者所未触及的领域。利格拉乐？阿女乌勇敢面对伤痛的书写，让我们见到独属于原住民女性书写的力量。

　　总结前上四类，由抗议的主题到对原住民女性生活的省思，因为他们特有的身分经验，带来除却是别于主流汉文化的声音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视角之下对现代性生活的质疑。

　　诗、散文、小说各文类的表现

　　发展至今，原住民文学创作者于诗、散文、小说领域都各有表现，也出现了许多不错的作品。目前以数量来看，散文、小说的产量最丰，诗则略逊一筹。本来在口传时代的原住民文学，诗歌蔚为主流也是最常运用表达情感的方式，然而，在汉语文学的领域中，诗反倒成为最为薄弱的部分，究其主因可能和诗作为一种文类其要求是语言高度精确性有关，原住民对汉语的掌握度成为最大的关键因素。

　　在小说、散文方面，原住民创作者则充分展现他们“说故事”的功力，巧妙融入两种文类中，创造出一种别于汉文化的记叙书写模式。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原住民文学作品中，小说与散文的界线经常是模糊而难以区分。

　　目前重要的作家大致有以下几位，诗的部份︰莫那能、温奇、瓦历斯？诺干等人；散文部分：孙大川、夏曼？蓝波安、田雅各布、瓦历斯？诺干、利格拉乐？阿女乌、亚荣隆．撒可努等人；小说部份：霍斯陆曼？曼曼、田雅各布、田敏忠等人。

　　徘徊在光明与黑暗减：回归祖群经验

　　对于原住民文化的处境，孙大川在《久久酒一次》意有所感说着：

　　就像黄昏同时具有白天与黑夜的某些性质一样，我们既不可宣判原住民文化已死亡，也不可以鼓励一种日正当中的幻象。反过来说，我们既要勇敢接受民族文化死亡或黑夜的来临，同时也要积极地在黄昏时刻准备好油灯，点亮慢慢长夜。

　　彭小妍以为，这句话无疑也同时点出了原住民书写的内涵特质：批判外来文化与自省、开放与内敛、行动的欲望，以及等待的焦虑、历史的重建与认同的危机。正因如此，我们在原住民文学作品上看到传统文化面对新文化的挣扎，是一种摆荡于新与旧、质疑与接受的过程，而这种过程无疑是本岛文化最为特出的地方，带给台湾文学更多对话的空间。于是，当原住民文学发展到今天，再去回头思考何谓原住民文学，或许还是得引用孙大川的一席话，他以为：“所谓的原住民文学，当然不能光指出由原住民自己汉语写作就算了事，他必须尽其所能描绘并呈现原住民过去、现在与未来之族群经验、心灵世界以及其共同的梦想。

　　在这个意义下，作为一个尝试以汉语创作之原住民作家来说，它比别人更有必要也有责任身化自己的族群意识和部落经验……“回归族群经验的根本，并与其它文化作对话，将会是原住民文学带给台湾文学最大的资产。

（来源：台湾文学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