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溪 陈平民
货币观点 行钞主张
清咸丰朝实施过两项币制改革,一是行钞,即发行钱钞(也称发行钞币或发行钞票),二是铸颁大钱。王茂荫是行钞的积极倡导者,铸颁大钱的坚决反对者。
鸦片战争以后,在户部供职的王茂荫目睹白银外流,银价飞涨,清王朝财政拮据,国库空虚,花了十余年时间考察中国历代货币发行的利弊得失。他儿子在为他所作的《子怀府君行状》中明白地提到这一点:府君“见库帑支绌,思所以济国用,历考古来圜法利弊,悉心研究,积思十余年”。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日益加剧。这年九月,身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自己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钞币。为了防止钞币发行中可能出现的弊端,他提出了三条防弊措施:一是钞币只是用以辅助金属币的不足,而不是代替金属币。钞币发行后金属币不但不退出流通,而且要以若干倍于钞币的数量和钞币一道流通;二是钞币不可滥发,必须有个“定数”,他的观点很明确,“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三是所发行的钞币必须是可以随时能兑取现银、现钱的。
王茂荫主张行钞,这本身正中清政府下怀,他被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但是,他的方案强调防止通货膨胀,这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相悖,因此他的方案清政府是不能采纳的。事实上,清政府于咸丰三年发行的“户部官票”与同年底发行的“大清宝钞”,用的并不是王茂荫的原拟方案,发行的都是不兑换的钞币。
王茂荫上任不到二十天,就针对有人提出添铸大钱的主意,上奏了《论行大钱折》,他的观点很鲜明:“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意思是说,纸币本身虽然没有价值,是虚的,但它如果可以兑换金属币,它就代表了一定的实际价值,因而又是实的。而大钱呢,它本身虽然有一定价值,但因为它是不不足值的,所以它的额面价值是虚的。在这个奏折中,王茂荫有力驳斥了国家权力可以任意决定货币价值的偏见,“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这便是他的至理名言。他历数历史上铸大钱导致的私铸繁兴,物价涌贵,亏国病民的不良后果。可是,咸丰皇帝却听不进这一劝谏,仍准予添铸当百、当千大钱颁行。
本来,不兑换的“户部官票”发行后,民间就已经出现混乱,再加上不兑换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的滥发,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当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有人将钞票戏呼为“吵票”。目睹这种局面,关注国计民生的王茂荫焦虑万分,苦苦思量补救之策。
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他向咸丰上了《再议钞法折》,这实际是他关于币制改革的第二个方案。他在奏折中讲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实际上,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根本没有能力准允钞币兑换。王茂荫是企图用兑换的办法挽回钞币的信用,制止通货膨胀。他在奏折中恳切地说:发行钞币是我先提出来的,虽然现行的钞币用的不是我的方案,但是吃了银票、宝钞苦头的人都在责怪我怨恨我。为此,请将我这个户部右侍郎交户部议处,以谢天下而慰人心。
咸丰皇帝看了这个奏折,大发雷霆,指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把不便于国家而有利于商人的意见也上奏上来,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并降旨恭亲王奕?6?0、定郡王载铨审议。三月初八日,亲王、大臣们在审议报告中又对王茂荫指责了一通。这样,咸丰便下令对王茂荫“严行申饬”。
同年三月十二日,王茂荫奉旨调补兵部右侍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附注中所写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一八五四年四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指的就是这件事。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各国人物有680多人,其中中国人仅王茂荫一个。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表示赞尝的,对他被解除对国家财政、货币问题发言权表示同情。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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