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历史沿革

　　阜新的史前文化可以追溯到7600年前的查海文化,上古以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和东周春秋时期。阜新属边塞地区,除汉族外,先后有山戎、东湖、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满等民族迭起兴衰在此,使这里成为各民族相互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虽然阜新历史悠久,但辽代以前的历史痕迹都比较浅淡,能对阜新社会进程产生影响的还是自辽代开始的历史文化。阜新历史沿革的基本脉络，可以归纳为五个阶段。

　　（一） 辽代草原州城的建立标志着阜新开始成为古代农业经济区

　　在1000多年以前的辽代时期（916—1125），阜新是辽朝的腹地。从地理位置上看，阜新处在沙漠草原与农业区的过渡地带，契丹人在此可牧可猎，汉人迁到这里可耕可织，因此说阜新是契丹人活动的重要场所。辽代阜新的政治地位也很重要,全境已发现辽代墓葬50多处,其中辽朝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肖氏的墓地就有10多处。

　　早在建国前契丹人就开始了以扩大领土，掠夺财富和人口为目的的征服战争。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当上皇帝后，继续率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攻城夺地，抢夺财富，掠虏人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掠到的大量人口“依唐州县置以居之”。在广阔的草原上大兴板筑，修建城郭，安置从中原、渤海等俘掠的汉民和渤海、高句丽人。于是在诸王、外戚、大臣的领地上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私城。辽代在阜新建立了很多草原州城。最早在阜新建立州城的是契丹国舅宰相阿古只。他于神册二年（917年），跟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南征，将俘掠的涿州一带的汉民6000余户，置于今彰武县四堡子乡小南洼筑城建州，取名壕州。以后，辽圣宗耶律隆储于太平元年和三年（1021、1023年），为两个女儿晋国长公主和燕国长公主，分别在阜新县红帽子乡和塔营子乡修筑成州和懿洲，赐媵户（陪嫁的奴隶）各4000，这些媵户多半是俘虏来的，其中很多是汉民。

　　这些州城的出现，标志着阜新已经成为古代发达的农业经济地区。因为随着州城的建立而来到阜新的汉人，他们有着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带来了汉地的先进耕作经验和农具制作技术，他们在头下军州的组织形式下，围绕州城，开垦生荒，促进了农业发展。从各州的人数上看，多则上万户，少则几百户，可知生产规模是很大的。地处阜新县旧庙镇他不朗村的渭州当时的媵臣万户，在整个辽朝时期，是户数最多的一个州城。几万人的生产生活，没有相当的农业基础是不行的。而且很自然的要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辽道宗清宁年间（1055_1064年）,今阜新地区的成州和懿州先后由公主城转化为国家行政建制。懿州辖宁昌县、顺安县,成州辖同昌县,三县均在阜新市境内，这是阜新市境内设置行政州县的开始。

　　从辽以后,阜新就是辽金元的战略后方,12世纪初，女真族崛起于我国东北。女真族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建立了金朝（1115——1234）后，在1125年灭亡了辽朝，而后迅速的挥师南进，于1127年（靖康二年）攻占开封，灭亡北宋。阜新地区地处通向中原，连接东北的战略要地，是女真族同辽王朝征战的重地。

　　到了金元时期，阜新地区的州城又有了很大发展，400多年来，阜新地区的人口已发展到30多万。

　　（二）明初战乱导致城池废弃土地荒芜

　　明初，阜新地区为北元势力所控制，明洪武26年（1393年）在阜新地区的懿州设广宁后屯卫,在今阜新的西北部设营州左屯卫,屯田练兵。为防北元势力的侵扰，明王朝在重修万里长城的同时，为防止蒙古、女真等民族的扰掠和制止汉民的潜逃，明正统七年（1442年），费时几十年，修建了辽东边墙，史称明代长城。这道边墙的走向是：西起山海关西北山上的吾名口关，向北延伸，经兴城、锦州、义县、清河门进入阜新与北宁交界的医巫闾山，又经白土厂门过黑山、盘山、开原南折转制鸭绿江九连山，长达1760余里（一说为2300余里）。

　　经阜新的边墙属辽西边墙，大致从义县清河城的大清堡过清河门的细河堡，即镇夷堡，沿山颠过二道领至白土厂门。边墙不是东北边界的标志，它是当时国内阶级、民族矛盾斗争的产物。   

　　由于持续20余年的战乱，阜新地区经400多年发展起来的大小州城，大都毁于战火。明王朝令“民之近边者，徙内地”，阜新地区各州城残留的农业人口大都迁入边墙以里。洪武十年（1377年）罢辽东府县，实行军事屯田。为加强北京的防御力量，永乐元年（1403年）将懿州一部分人口徙治三河县、顺义县。阜新境内城池废弃，土地荒芜。

　　(三）明末清初，蒙古贞入驻、柳条边的修建和养息牧场的设立,阜新成为封闭的农牧经济区

　　据史料记载，蒙古贞部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在历代汉文史书中，蒙古贞音译为“忙豁勒真”、“蒙古勒津、”“猛古振”等。据《蒙古秘史》记载，早在9世纪是，它以“忙豁勒真”之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蒙古族简史》和《成吉思汗史》则载，1204－1217年，蒙郭勒津因参加反对成吉思汗的两次叛乱而遭到镇压，其部最终被安置在今额尔济斯河一带驻牧。在14世纪后半叶以后，“正当北元内部战乱时期，蒙郭勒津部落经博尔塔拉逐渐迁移到河套地区驻牧”。

　　大约在16世纪中期，蒙古勒津部落开始了东迁，历经几十年时间，在17世纪初，蒙古贞部随土默特部迁入阜新境内。（土默特部入驻朝阳）来到了现在的阜新地区。入驻阜新之后，当时归蒙族兀良哈部落的领导，当时的善巴是领导人。从此蒙古族的文化习惯与汉族的相互融合，蒙族的生产方式、宗教文化对阜新地区的地域文化有较大的、深层次的影响。蒙古贞的入驻使阜新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清朝崛起于东北，1644年夺取全国政权，进入北京。清朝认为“盛京、吉林为本朝的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特与满洲风俗莜关”，以维护游牧民族能骑善射的武略习俗和保护当地的土特产品资源为由，顺治五年（1648年）开始划界修边，顺治十一年（1654年）陆续完成。据《柳边纪略》记载：“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中原）之竹篱，而掘壕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 。并制定条律设置21处边门，经阜新地区的“柳条边门”有清河门、白土厂门、彰武台门和临近的叶茂台门、法库门。此项措施限制了边里的汉族和边外的蒙古族互相往来，人为的阻断了边里边外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延缓了边外农业经济的发展，使阜新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边里”。直到19世纪末，清政府实行“开放边禁，移民垦殖”的政策以后，边里及山东、河北的大批汉人涌入阜新地区，开垦土地，种植农田，于是阜新成了蒙汉共居的地区。特别是1902年设置彰武县、1903年设置阜新县以后，阜新的农业有了相应的发展。

　　柳条边修建以后，对阜新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另一个事件是地处彰武的养息牧场的设立。彰武一带人烟稀少，且水草丰茂。扬怪木河（养息河）流域，早在金元时期，就设置过官私牧场。明清之际，这里是蒙古部落的驻牧地，清初名为苏鲁克。苏鲁克是蒙语，即“畜群”，意味放牧牛羊之地。顺治初年，清廷从察哈尔部征调蒙古牧民16个家族32户230余人来此放牧。顺治4年（1647年），蒙古王公将牧地献给朝廷，改为清廷牧场,归盛京礼部管理,其牧养的牛羊供三陵（兴京新宾永陵、盛京东陵福陵、盛京北陵昭陵）祭祀之用。清朝迁都北京后，东北的“三陵”所需祭畜大部分仍依旧靠苏鲁克供应。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宾图王旗和土默特左旗第四任扎萨克额尔德木图正式奉旨，将宾图旗大部分土地和土默特左旗东部土地由盛京礼部管理，乾隆三十九年（1764年）改由盛京群牧司管理。牧场东西150里，南北250里，东境至科尔沁左翼旗界（今为康平县境）90里，西至土默特左旗界60里，南至彰武台边门60里，北至科尔沁左翼旗的旗界（今科尔沁后旗及康平县界）200里。

　　乾隆以后，牧场不仅供应“三陵”祭品，而且海供应宫廷王公所需的乳酪饼等畜产品，并供应武备院所需皮革以及驻察哈尔部军士的犒劳，供应量不断增加。于是乾隆三十二年（1769年）再次扩大牧场，将牧场西北的今库仑旗三家子一带新扩展的牧场，定名为新苏鲁克，由驻义州的察哈尔部迁五户蒙古牧民来此放牧。

　　牧场设有牛羊群、马群、红牛群、黑牛群、养马最多时达到3000多匹。额设牛5000头，羊10000只。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因孽牲有限，需要繁多，将马群裁撤，并入大凌河牧场马群。嘉庆十八年（1813年）清朝廷定准，在养息牧牧场试垦。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养息牧场全面招垦，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垦务报竣。至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养息牧场地方设立彰武县。至此，养息牧场即不复存在，它从清顺治二年议准设立，到光绪二十八年彰武设县，有长达257年的历史。

　　（四）民国时期阜新成为日伪掠夺煤炭资源的重要矿区

　　189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东北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乘机在中国东北大肆扩张侵略势力,把魔爪伸向阜新地区。当年六月,日本国大仓组合派技师大日方一辅一行三人来阜新窃探煤炭情报,当他们走到距新邱四十里的大巴苇子沟村附近时，受到绿林英雄张凤义的袭击，张将大日方一辅当场击毙。就大日方一辅被打死一事，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要求发给抚恤金三万元，同时日本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无理提出以新邱六矿开采权作为赔偿。中国袁世凯卖国政府丧权辱国,承认了日本人在新邱六矿的开采权,由日本大仓组合经营,开办了所谓日中合办的大新、大兴公司。从此,日本殖民势力侵入阜新煤田。民国五年（1916年）,大仓组合将阜新大新、大兴公司转让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满铁”接管后,采取蚕食政策,制定进一步鲸吞整个阜新煤田的计划。民国七年（1918年）满铁利用汉奸盗卖矿权,开展所谓“新矿区运动”。当年九月,满铁通过汉奸刘海轩等人,强行收买了华胜、兴元、阜昌等12个矿区。

　　继大仓组合、满铁之后,日本财阀、商人纷纷把魔爪伸进阜新矿区。一部分北洋军阀、官僚士绅则日本人势力,利用中日合资名义,出卖煤矿主权而肥私,参与争夺阜新矿权的日方会社有大仓组合、满铁、伊预组、久原会社、东洋拓殖会社、住友会社、奉天矿业会社、东亚兴业会社、守田矿业事务所等;中国方面有安福派军阀曲同丰,原京汉铁路局长丁世元等。从民国八年（1919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日方操作申请的矿区达118个,占阜新矿区的96%;而中国民族资本申请的矿区仅5个,占4%。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排挤打击,阜新矿区民族资本发展缓慢,而且纷纷破产。

　　民国20年（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彰武,民国22年（1933年）4月阜新沦陷。

　　民国21年（1932年）3月,由日本军方操作,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阜新、彰武也相继建立伪县公署。日本帝国主义对阜新煤矿进一步展开疯狂掠夺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日伪“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于民国23年（1934年）5月成立,阜新的大新、大兴两公司所属的13个矿井由“满铁”移交给满炭。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掠夺煤炭,强化统治机构,于民国29年（1940年）1月从阜新县腾出海州街建立阜新市。这是阜新市建制的开始。

　　自阜新矿业所建立后的10年间（1936-1945）,日伪以各种手段搜刮中国劳动力总数在50万人以上,掠夺煤炭资源2526万多吨,死难矿工总数6.8万人。1940年,当年的产煤337万吨,占满炭总产量34.4%,死亡矿工1836人,据满炭死亡率之首。民国30年（1941年）,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急需战争物资,在阜新矿区大搞“大出炭日”,规定每月8日、18日和28日为大出炭日,变本加厉进行掠夺式开采。

　　（五)“一五”时期国家能源基地的建设使阜新呈现辉煌

　　解放前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掠夺压榨和国民党的严重破坏,阜新地区百业萧条,满目疮痍,1947年煤炭产量只有122万吨,发电能力仅为800千瓦小时,粮食亩产不足百斤。国民党逃离阜新时,把煤矿设备器材拆运一空,全市缺水断电,矿区停产,交通阻隔,商业倒闭。民国37年,即1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

　　从1953年开始,全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一五”期间，国家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中的58项落户于东北，24户落户于辽宁，4户（阜新电厂、海州露天煤矿，新邱立井、平安立井）落户在阜新。从1950年到1957年,国家对阜新的工业投资总额大41625万元,其中,阜新矿务局和阜新发电厂占投资额的90.3%,与1952年比,煤炭生产新增生产能力899万吨,发电装机容量新增12.5万千瓦,初步确立了阜新能源生产基地的地位，使阜新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辉煌。建国50年来，阜新为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累计为国家贡献煤炭5.6亿吨，输出电力1600亿千瓦时。每年的煤产量达到1200万吨，用载重60吨的汽车产出的煤炭，排列起来可以绕地球赤道四周半。同时，阜新人也因此较早地经受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锻炼，培育出中国产业工人所具有的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秀品格。这对改造阜新传统的农牧文化，丰富阜新地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都有不可否认的作用。然而几十年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的弊端及其所伴生的文化观念，造成阜新人缺乏自主性、竞争性，办事墨守成规，循规蹈矩，一切依赖国家，听命政府的“等、靠、要”的思维定势，严重地束缚了阜新经济的发展。

（阜新市台办供稿）